解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文革”由此发动。

同样是在这一天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说邓拓是一个叛徒，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看到这篇文章，住在宿舍的妻子丁一岚匆匆赶回家。

邓壮：爸爸的办公室是从他的办公室穿过来是他自己的卧室，妈妈的卧室，再一走过去，后面还有他用的卫生间，所以这是属于院子里，其他房子看不到的角落，她说你爸爸呢，当时戚本禹的那篇文章见报了以后，她说，他呢和我在去通往他后面卫生间的那个屋子里边，她说我们曾经俩抱夫妻头痛哭。然后呢，爸爸当时就讲了一句，一岚，我恐怕要冤沉大海。就这么一句话。

解说：此时家中原本的工作人员，都成了监视他们的人，夫妇两人默默承受着席卷而来的政治风浪。丁一岚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们。

丁一岚生前影像：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头也有一个很大痛楚，我跟他们不能直接说，爸爸就是无辜的，爸爸是革命的，我不能那样讲，那样讲他们要讲出去这也是反革命。可是我要跟他们讲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所以我自己总是不断地教育他们。要划清界限。我只能那样说，那时候孩子也害怕跟爸爸见面，因为他们没有话说，他们过去认为叛徒是最坏最肮脏的人。但现在自己的爸爸是叛徒，他们也不能怀疑爸爸不是叛徒。

邓小岚：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还跟我弟弟妹妹讲，好像爸爸文章写的有的里头可能观点或者有的讲法不对，要批判，可是后来这个报纸上上纲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这么样，我妈妈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提法。所以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说报纸上这样提法我接受不了。所以我也没法做弟弟妹妹的工作。她说你在学校里跟着学习，以后你多跟他们讲一讲。

解说：5月16日文章发表之后，市委派人收走了邓拓保存的党内文件，邓拓已经彻底被组织抛弃了。

解说：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写完一封给市委领导的长信，和一封给妻子的短信后，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若干年后，孩子们都极力回忆和父亲的最后一面，那是5月15日，星期日，他们各自离家去学校前。


 

邓小岚：我要上学，要离开家回学校的时候，妈妈就说去看看爸爸去，跟他说说话，然后我去了，那就是我最后见到爸爸的一次，我去跟他打招呼我就说爸爸我回学校去了，爸爸正好在沙发上看报纸，报纸会隔断我们的视线，他也没有把报纸放下来。我看得出来爸爸是很难过，所以我就走了。上学去了就这样。

邓壮：我一进去我就说爸，我要去学校了，然后爸爸就把报纸放下来了，放到桌上了，这样我们两个父子的视线相对了，我说爸爸我们在学校里老师都说一个孩子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正错误，改正了错误就是个好孩子，我说您呢，就是改正了就是个好爸爸，当时我爸爸听完了以后呢，看着我，然后脸上就带着一点苦笑，一想那就是爸爸最后要走的时候父子之间见的最后一面，我还说的是这么一番话，给我自己啊，一直到现在，反正每每提起这事说是给我自己留下的是一个怨结。觉得怎么最后爸爸能听见自己讲话，就说了这么点事，而且还是这么讲的话。

解说：5月18日早上，丁一岚来到邓拓卧室，看到只是冰冷的躯体和邓拓连夜写下的信，然而当时政治环境，并不允许丁一岚沉浸在那通彻心扉的悲痛之中，她不得不带着这个大家庭默默承受着后来的一切。

邓拓夫人丁一岚口述录音：邓拓去世的时候，是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北京市委决定就是不许给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我真是忠实于党，我跟我的孩子都没有讲，他爸爸已经走了。

邓小岚：征求组织上的同意，我妈妈说我女儿是个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告诉她才告诉，哎呀我也不懂为什么就要保密，刚开始我也在学校里我也保密，我也不告诉同学们，妈妈就告诉他们爸爸住院了，爸爸心脏病住院了，他们也就不再问什么。

邓壮：到了那年的秋天，因为有朋友的家长，人家年岁大的人，很会去读报纸，旧报纸上开使用了那样的措辞，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原来他们对邓拓称谓的时候，他只是讲三反分子，黑掌柜的什么这那的，后来用死不改悔什么的，别的人的朋友的家长很敏感，而且也听到有这种社会上的传闻。然后于是就问我，说你爸爸怎么了，是去世了吗，我说没有，我说我妈妈跟我说了，爸爸在医院看病呢，北京市革委会安排他在医院里看病呢，我还给辟谣。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