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苏维埃时期的红色革命，其实并非一场成功的革命。由于动员的意味太浓，革命频度过高，苏区的土地几乎一年一动，每年重分，而且时常要开展打击富农的运动，农民只要致富，就会变成被打击的对象，因此土地革命并没有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作者：张鸣，原题：《多面相的民国农村》

一提起民国时的农村，“破败”两个字是难免的。由于后来革命了的缘故，学界一般认为革命的发生，跟这个阶段农村的凋敝破产、农民生计的艰难有着直接关系。贫穷易于导致革命发生，这话有点道理，但并不意味着贫穷一定会发生革命。事实上，整个清朝，即使在盛期，底层农民的生活也是相当贫困的。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贫穷。底层农民基本上就是一个糊口经济，相当多的人家，每年都得依靠薯类和瓜菜弥补粮食的不足。尽管如此，清朝的中期和盛期，农民造反事件虽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

晚清和民国，中国被西方拖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里，农村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本就有一定市场化程度的农村，生产和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迅速被拔高，当然也就易于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出现强烈的波动。本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成长，但发展速度有限，还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城市的兴起，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凋敝。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村的衰败，本身是一种常见的现代化病，任何国家都免不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当然也会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由于不是某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所以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为你负责，经济上掠夺多于建设；政治上往往帮助周边的殖民地蚕食中国的领土，激化民族矛盾。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文化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会带来很多后遗症。

民国期间，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于北洋时期，国家的统一程度要高些，国家能力也强一点。因此，国民党统治的最初10年，经济方面实现了关税的改革，货币的统一等，民族工商业也有了长足进步，因此被人称为“黄金十年”。但北洋时期的经济自由度也不容忽视，民族资本在这一时期很活跃，有些地方军阀在自己区域内的建设，很有可观。但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无疑是衰败的。由于城市化速度加快，农村精英离乡的比例增加，加之战乱的因素，农村精英劣质化程度比晚清更加明显，基层武化、黑化程度都在大幅度提高。由于战乱和割据的原因，农村社会在这一时期被高度武装起来，原有的乡绅可能变成了当地武装的首领。而原来边缘化的帮会和合法化的秘密宗教，也大幅渗入农村社会，以至于改变了传统的乡绅自治的格局。帮会人士、私盐贩子，甚至土匪和流氓，都可能成为新的乡村精英，成为局部地区乡村的统治者。这种武化和黑化，虽未必达到很深的层次，但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甚至破坏乡村自治的文化，使得需要这种文化和社会结构帮助的农民陷于困境。


 

民国时期的农民生活跟晚清一样，相当困苦。20世纪3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全国14个地方的农民收入情况作了调查，分别为成府、休宁、挂甲屯、北满、海宁、上海忠区、黑山县、冀中、宿县、仪征江阴吴江三县、峨眉山、成都附近、芜湖、盐山，应该说，他们所选择的点，已经排除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农家平均每年最低生活费用为292.2l元，超过这个标准的只有两个地区：成都和芜湖，其余均离最低生活线差了一大截，其中成府和休宁差得最多，分别只有93.12元和88.80元。14个地区农家的平均年收入为262.97元。（李宏略《数字中底农家生活》，《东方杂志》第31卷）这期间，著名学者张培刚、李景汉和千家驹等人的调查，以及很多官方的农村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且相对来说还有所下降。多数农户的经济状况相当脆弱，仅仅是糊口，稍有灾害或赶上世界市场的波动就会破产，流离失所。同时，政府的税收不仅税额提高了，而且征收手段变得更劣质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为人诟病的包税制，各地军人统治良莠不齐，有些地方横征暴敛的程度令人发指。因此，凡是摊上暴政的农民，负担就加重了。为了获取更多的现金应付税收，很多地区的农民广泛种植“特种经济作物”——鸦片，造成鸦片流毒遍及全国。应该说，在那个时期，农村的贫困化是普遍的，不仅一般农民穷，就是所谓的地主也不富裕。

但民国时期的社会，也不全是一片黑暗。同时期的上海工人，据1930年代的一次调查，有吸烟支出的占92.5％，喝黄酒的占88.5％，饮茶的占96.7％。即使是很穷的工人，每年也会看几次电影，逛逛“大世界”。（《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其他开放口岸城市的市民和工人，生活也普遍超过农村。中国的红色革命，之所以不能在城市发生，不仅因为城市是“反动统治的中心”，还因为城市居民普遍缺乏革命的积极性。城市兴盛和农村衰败的并存，说明当时农村破败的主要原因，还是世界共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而且自打红色革命发生，民国当局和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开始关注农村的破败。虽说政府主导的地方自治和农村建设，除了个别省份比如山西和广西之外，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由知识分子主持的乡村建设，比如定县试验、邹县试验，还是成功的。其他如企业家主持的乡村建设，卢作孚的北碚试验，退休军阀段绳武的五原试验，以及数不清的乡绅们自发搞起来的乡村建设试验，也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的状况，扭转了乡村破败的趋势。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凡是乡村建设搞得不错的地方，红色革命搞不起来，即使搞得起来，也站不住脚，当时的广西和山西均如此。江西苏区中心地带的一些“土围子”，实际上都是乡绅自己搞的农村建设据点，这样实力弱小的据点，居然能在红色包围圈里生存很长时间。当乡村里的乡绅还存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还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乡绅的主动性依然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

苏维埃时期的红色革命，其实并非一场成功的革命。由于动员的意味太浓，革命频度过高，苏区的土地几乎一年一动，每年重分，而且时常要开展打击富农的运动，农民只要致富，就会变成被打击的对象，因此土地革命并没有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依据根据地自己的统计，每年都有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根据地的经济，实际上是依靠向周边地区扩张、“打土豪”来维持的。加之频繁的战争，大量壮劳力被征调当兵，所以即使是所谓“翻身”的农民，生活状况也未真的好转。在江西苏区的最后岁月，居然发生过多起苏区农民集体逃亡到白区的事件。同理，中共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土地改革，也只是动员的利器。农民不会因分得土地而踏实生产，因为运动中的地权变动频繁，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显然不是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跟党走，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在三年内战时期，在新解放区反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不搞土地改革。

中共农村政策比较成功的岁月，是在八年抗战时期。应该说，在敌后生存的中共及其武装，面临的敌人远比国民党更加凶残，也更加难以对付。但由于这个时期的中共认同自由民主，把它跟民族抗战结合起来，抛弃了从前苏维埃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跟原有乡村精英中比较有道德感的成员实现了良好的合作。挖掘传统的乡村道德，建设新的文化，打击二流子懒汉，在乡村实现扎实的民主改革，切实实行乡村选举。应该说，在整个民国期间，农村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是在中共领导下实现的。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卓有成就，扫盲、卫生建设、移风易俗，都做得扎扎实实，有板有眼。中共也因此得以从最低谷走出来，到八年抗战结束，变成可以跟国民党抗衡的力量。

其实，民国时期对农村破坏最大的，是战乱。不仅有频发的内战，还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战乱对农村造成的严重破坏是王朝结束、制度变换所无法比拟的。农村生活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每每跟战乱有关。一度很多农村的农民无法维持原有生活，只能靠当兵为生，原因就是战乱。导致中国文化进步中断的是战乱，导致经济停滞的也是战乱，对农村最大的破坏，当然更是战乱，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战争，对于农村的摧残，一般都要大过城市。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只要拥有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自己不折腾，就有希望。农村和农民，早晚也会渡过现代化的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