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需要激情的，而据说纯洁的男女之恋最易激发激情，如是，我们也就理解大千先生了。
张大千(1899—1983)，名爰，又名秀，季爰，字大千，别号大干居士，四川内江人。我国著名画家，与齐白石、溥心畲、徐燕荪等大家齐名，被称为“南张北齐”、“南张北溥”、“南张北徐”，徐悲鸿誉他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也”。溥心畲则称“宇宙难容一大千”。这位画坛圣手在艺术上充满奇迹，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艺术珍品，在感情经历上，他也极具传奇色彩。
早在张大干远渡日本学习之前，父母已经为他定亲谢氏，但还在张大干回国之前谢氏就因痴呆病而死去。谢氏去逝后，张大千十分悲痛，有人怀疑他后来之所以出家当了百日和尚，可能就是为了哀悼死去的未婚妻。张大千一生共有四位夫人，前两位夫人曾正蓉和黄凝素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成的连理，而后两位夫人杨宛君和徐雯波，则是他通过自由恋爱追求而得的。除这四位正房外，在国内，张大千还有一位真正的柏拉图式的恋人，那就是名媛才女李秋君。李秋君出身名门望族，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1921年张大千与李秋君相识于上海，双方一见钟情，相互倾慕，但张大千认为自己当时已经有两房太太，“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的道理”。李秋君也“恨不逢时未嫁成”，因此终身不嫁。然而，他们之间的深情重义，远胜兄妹，却又冰清玉洁纯真崇高，诚如张大千所说，他与李秋君“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就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她对我是关切、爱护；我对她是敬重、感激”。也正因为如此，当李秋君撒手西去时，张大干愁肠寸断，撕肝裂胆道：“偶思七十子之徒，于夫子(孔子)之殁，心丧三年，古无与朋友服丧者，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呜呼痛矣!”他对李秋君的感情之炽烈，情义之深重，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张大千还有两位异国恋人，这在他丰富的情感世界里既极具浪漫，又充满传奇。
与朝鲜少女的惊世骇俗之爱
1927年，张大干应日本友人、古董商江腾陶雄之邀来到朝鲜，寄居于汉城附近颇具园林之胜的“凝香别馆”，主人金沧波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池春红的少女来照顾他的起居，并为他展纸磨墨。池春红，原名凤君，艺名春红，张大千则昵称她“春娘”。池春红此时正值破瓜年纪，秀外慧中，能歌善舞，粗通绘画，善解人意，动辄羞红上颊，一副娇媚稚嫩的情态，使得客居寂寞的张大千为之怦然心动。由于两人言语不通，他们靠比手划脚来表情达意，进而在画纸上写写画画，来沟通彼此的心意。从此，两人坠人爱河。张大干曾有诗赠她：“盈盈十五最风流，一朵如花露未收。只恐重来春事了，绿荫结子似福州。”诗后并跋云：“韩女春红日来旅邸侍笔砚，语或不能通达，辄以画示意；会心处相与哑然失笑，戏为二绝句赠之。”这两位异国恋人，一个是名士风流，一个是情窦初开，两人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笑语凝眸，而彼此心心相印的媒婆竟是书画。他俩赖以沟通情意的画幅已汇集成册，张大千在册尾题诗纪念这段客中姻缘：“夷蔡蛮荒语未工，那堪异国诉孤衷；最难猜透寻常话，笔底轻描意已通。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戆；砚角眉纹微蓄慢，厌他俗客乱清谈。”
张大千成天与池春红游山玩水，其乐融融，还在相馆里拍了一组“异乡花草合欢图”。
张大干有意纳妾春红，于是将他俩的照片以及他的“陈情诗”《与春红合影寄内子凝素》寄给第二夫人黄凝素，以便投石问路，诗中写道：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张大干的这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
此，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张大千每年都要去朝鲜与自己的意中人相会，这种一年一度的鹊桥会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
尽管鹊桥会中断了，但是，张大千对池春红的思念之情并没有消减。为了寄托他对意中人的思念，他曾作画《红拂女》并题诗：“渌江江水清见底，渌江女儿柔似水。恨无侠骨有回肠，如此江山愧欲死。”张大干离开朝鲜时，凑了一笔钱帮池春红开了一间药铺，但这位少女对张大千一往情深，在与他分别后，整日以泪洗面，久而久之悒郁成疾，不久就香消玉
殒了(另一说是被日本兵杀害)。1946年，张大千获悉迟到的有关池春红的噩耗后，他悲痛欲绝，不仅托友人江腾陶雄捎去金条慰问其亲属，还特嘱咐朋友代为池春红葺墓立碑，并亲笔书写“池凤君之墓”碑刻铭文，落款“张爰敬立”。
就是到了张大千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仍然恋恋不忘这位朝鲜佳丽。张大干80岁高龄时，他仍不辞千辛万苦赴韩国汉城举办他生平最后一次国外画展《张大千画作特别展》，并借此机会为池春红扫墓祭祀。1981年，张大千的朝鲜朋友基同在台湾摩耶精舍向他辞行时，他的赠画竟是朝鲜《金刚山虎头崖》。画面除画有虎头崖，还画有松林茅屋与一执杖老人和紧随其后的春姑。那执杖老人与春姑，其实就是张大千与池春红的写照。他还在画侧题诗云：“乍别金刚五十秋，老夫无日不神游；何当结个茅亭子，作画朝朝看虎头。”老人对池春红的思念真可谓荡气回肠，令人唏嘘。难怪有人称张大千与池春红的爱是“惊世骇俗的爱”。
与日本陪侍艺生的路柳墙花之缘
1949年以后，张大千移居巴西的八德园，但是他经常到日本购买绘画用具或装裱字画，下榻的地方多在横滨附近矶子镇的一家名为偕乐园的日式旅馆。偕乐园滨海依山，景物美致，园内花木繁茂，四周苍松浓碧，山岚海韵，十分迷人，是关东一带有名的名园。园主虽年逾古稀，但对张大千十分礼遇，把自己最大的一间客厅作为他的画室，并由裱画店黄鹤堂的主人为他介绍了一位日本女子山田来照顾张大千的生活。山田出生在一个饱受汉学熏陶的家庭里，能讲一些汉语，也能写中国字，对绘画亦有相当造诣，她对张大千温柔明丽，礼貌周到。在名义上，她是张大千的陪侍艺生，相当于“女秘书”，实际上却是他的“女管家”。
山田十分能干，不但有关裱画及购买原料等事务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也像妻子一样对张大千体贴如微。面对这样一位温婉可人的东洋美女，张大千完全陶醉了。他在自题郎静山为他拍摄的照片中写道：“坠鞭侧帽，走马长揪正年少；容易秋风，两须萧萧一秃翁。急需行乐，陶写任教儿辈觉；吾爱今吾，独有红妆唤老奴。”张大干还在自己的诗中描写道：“亲辇名花送草堂，真成白发拥红妆；知君有意从君笑，笑我狂奴老更狂。”正是在这两情相悦之中，偕乐园成了“白发红妆”的安乐窝。
山田常与张大千在一起，但她既不是他的门生，也不是他的情妇，因此，他们的关系十分微妙。张大千不在日本时，山田就回娘家生活，只要张大千来日本，她必定来陪伴他。在张大千返回南美后，他还按月寄生活费给山田，而且有关装裱、购物等事也一并由她代理。山田也会把笔墨纸钱等的所有花费向张大千交待得清清楚楚。
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但是，她自己觉得，以前在大陆四女共事一夫，如今在异国他乡只有自己一人独占名分，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只要丈夫心情愉快，而且在不妨害健康的情况下，她也就不加反对，甚至还像对待妹妹一样，不时寄些礼物给山田。在夫妇同赴日本的时候，山田照样来陪伴张大千夫妇，而且与之同住一栋宅院。台湾作家黄天才对此说得更具体：“张师母(徐雯波)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要把大千先生‘赶’出她的卧室，逼着大干夜里去陪伴山田。”山田小姐肌肤如滑，头发乌黑，眼睛水灵，这使张大千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少绘画灵感，特别是她那温柔的性格，妩媚的神情，更使张大千激情四射，活力倍增，因此，张大千有诗云：“偶扶柔肌偶不辞，偶然云鬓拂雪髭；偶逢半面天花散，不念维摩病不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大千逐渐发现，山田之所以委身侍候他，其动机并不单纯，这引起了张大千的警觉，再加上两人年龄悬殊，个性也有差异等诸多原因，张大千渐渐疏远了和山田的关系。为了防微杜渐，以后，张大千再到日本时也不让山田知道。就这样，张大千在日本的这场恋情也只不过是路柳墙花，一场绮梦而已，当他发现情爱的对方动机并不单纯以后，他便断然拒绝儿女情长而彻底醒悟超脱，结束了自己的这段情缘。
摘自《文史天地》2009/6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