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字秀芳，陆军上将。出身绿林，发迹于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从山大王到奉军将领
马占山生于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３０日。１９０３年，１９岁的马占山为了多赚点钱，到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马走失，姜大牙硬说是他把马偷卖了，将他送往警察局拷打逼供。倔强的马占山恨透了姜大牙，决心要报仇雪恨，于是瞒着父亲和妻子，上了黑虎山，结识了早已在这里“落草为寇”的“弟兄”数十人。由于他精明强干，兼有一身善于骑射的好功夫，为人又豪爽，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头目，过着占山为王的草莽生活。
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马占山亲眼看到家乡民众遭受到帝国主义的蹂躏，非常愤慨，再也不愿在绿林中混迹下去，决心寻找一条出路，为民族建业立功。
１９１１年，马占山得到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的赏识，任他为四营中哨哨长。自此，随着吴的青云直上，马占山也步步高升。到１９２５年，他已经是张作霖麾下骑兵第二军军长。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他被调任黑河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国东北辽宁、吉林两省，接着又于１１月３日集中兵力向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
江桥之战掀起抗日浪潮
马占山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进行武装抗日，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有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慰劳品和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的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这更激起他的爱国热情。
马占山部全体官兵斗志未减，他们仍希望民国中央政府赶快组织或调集各地义勇军，收复失地。１９３２年２月４日，马占山和全体将领联名发电，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认为日本侵略者是可击败的。此电发出后，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许，但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马占山的抗日主张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摈斥。而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加紧对马占山施加军事压力和诱降攻势。日寇从锦州调遣部队北上后，多门二郎师团、铃木旅团得到了增援，立刻以重兵压境之势，向马部缩小包围圈，步步紧逼。马部处于聚而被歼的危险境地。
日伪对马占山的诱降，在江桥抗战时就已开始，溥仪曾以封马为北段总司令为诱饵，劝他归顺日本。马退到海伦，在受到日伪包围的威胁后，进行劝降活动的汉奸、特务更是接踵而来。日寇见多次对马诱降均未得逞，便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为首，率领随从及《朝日新闻》、《明新闻》和英、法、德等国记者，在汉奸赵仲仁的导引下，不顾马占山的反对，强行过江会谈。当晚，马占山首先分别接见了中、外记者团。他对记者说：“无论日本人如何前来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他还要求记者发表消息要一致，以免因日本人来此而使外界发生误会。直到午夜１２时，才接见板垣等人。板垣向马占山提出：“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希望贵主席能变更抗日举动，对于关东军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仍将黑省军政权交由贵主席担任。”马回答说：“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关于第二项，本主席亦极表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为诚意的亲善。东省为中国领土，黑龙江此次所采取之行动，纯属自卫，本主席只知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
会谈后的第二天，日伪报刊大肆渲染，用大型合影照片，证实马占山投降。对此，他于９日发表通电，澄清事实真相：“夫人孰不死，与其奴颜婢膝以苛生，曷若救国为民而早死，此中去从，已见决心……”
再举抗日旗帜
马占山脱出日本人的控制后，重新举起抗日大旗，驰骋于东北边陲的抗日疆场。
在黑河，马占山重新组织了黑龙江省政府和军署机关，并以东北边防副司令兼省主席名义，通令各县，所有行政系统，一律听从省政府之领导，“违者以叛国论罪”。接着，他将绥兰路的部队调回嫩江，加强与黑河方面的联系；将原窦联芳所率的五个保甲大队，改编为三个步兵旅；电召潜居呼伦的苑崇谷和在齐齐哈尔的暂编第二旅速至黑河待命。
５月初，他返回海伦，联合黑吉两省抗日义勇军进攻哈尔滨。此时，活跃于黑龙江省东部的民团、抗日义勇军计有七万余人。他们联合省内各县抗日力量，成立了黑龙江救国军，并一致推马占山为总司令。１５日，他兼任前敌总司令，与副总司令吴松林、前敌总指挥石兰斌一道统率三军，向哈尔滨方向挺进。２３日，由于马部出敌不意，在呼兰地区将日寇打得大败，一气将敌驱至松花江边。不料，作为内应的马占山旧部程志远，在关键时刻为日寇收买，叛国投敌，率部反戈回击，切断了呼海路上的各支抗日部队，援救了退哈之日军。
溃退的日寇得到程部叛军的掩护后，即向马占山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由于敌强我弱，马部伤亡很大，突围后转入兴安岭，但日寇尾随紧追，不久，马部又被重重包围，一场激战，部队被打散，伤亡惨重，马占山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一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一枪一个，将八个人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马占山突围后，收集余部不到百人，潜入大青山，以草根树皮充饥，历尽千辛万苦，在密林中辗转了五十多天，才脱离险境，到达龙门县。在龙门县联络各路义军，于１０月１６日兵分三路，攻打齐齐哈尔，但终因敌强我弱，兵力分散而节节败退。紧接着，他又将各路义军集结于拜泉、明水等地，拟于１２月初分六路进击黑省敌寇。但由于事先暴露了计划，日寇先发制人，集中重兵，分七路向拜泉进逼。马部与苏炳文、张殿九部被敌分割，互相不能应援，１２月３日，苏炳文、张殿九战败退入苏联。不久，马部孤立难支，也被迫退入苏境。
先后进入苏境的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官兵，共有三万余人，后经两国政府商定，分８批借道新疆，转回内地继续抗日……马占山等高级抗日将领在游历了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印度、新加坡后，于１９３３年６月６日，经香港回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马占山见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败，华北危急，决心“请缨”再战。当探知蒋介石在庐山，他便亲自上庐山找蒋。在蒋接见时，他劈头就说：“我这次找蒋委员长是来要碗饭吃的……”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便委任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衔，每月薪俸大洋５００块。请缨不就，却获得蒋介石的“恩赐”俸禄，马占山哭笑不得。不久，便离开南方，回到他的家属住地天津。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从天津赶往南京，向蒋介石请命抗战。是年８月２１日，他被蒋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他受命后，非常兴奋地对随从张凤歧等人说：“你们今天也要杀敌，明天也要杀敌，这回敌人杀到我们头上来了，赶快收拾，随同我到前线上杀敌吧！”２４日，他到达大同，即着手以刘桂五的中央骑兵第六师和李大超的国民兵团为骨干，编组挺进军，成立挺进军司令部。在大同时，他重视开展政治攻心战，瓦解伪军，先后招抚和收编大量伪蒙军，壮大了挺进军的力量。
为政讲德识大体
１９３８年３月中旬，他带领参谋长戴齐仁、秘书鹤龄，交际科长杜海山、副官张凤岐等人，到重庆去请示蒋介石关于部队的补充和今后作战部署等事宜。８月下旬，由重庆返回时，他想到挺进军的作战和辎重运输曾多次得到延安方面的援助，因而决定途经延安晋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召开了欢迎晚会。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来延安访问，并对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行动，给以高度评价。此后，他在延安住了一段时间，通过访友和参观，对延安的一切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直到９月下旬，他才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延安惜别。
马占山回到府谷后，着手重新整编部队，健全组织，坚持抗日斗争。时隔不久，马占山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率部防守黄河右岸，在左起胡四太行、右至马棚区地区布防。１９４０年５月３日，国民政府再度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此后，他就以此身份进行抗日复土活动。
马占山率部在府谷的哈拉寨住了七年之久。在这期间，虽然困守黄河，但他对当地的建设，特别是文化、慈善、教育等方面，是比较重视的。他在那里建筑了书院、育婴堂等，特别是他为纪念抗日牺牲的烈士修建了“忠烈祠”，颇受当地百姓的称赞。傅作义将军还亲自为“忠烈祠”题词：“浩气长存”，邓宝珊将军题词：“碧血有痕留战垒，青年无语拜碑亭”。当地百姓为感谢马占山所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特意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
他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对部队军纪管束极严。对于严重违犯军纪和损害老百姓利益者，都要在庙前敲钟召集群众，当众宣布罪行，然后用牛车将犯人送到刑场枪决。所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哈拉寨的牛车坐不得，大庙的钟声听不得！”
致力北平和平解放再立新功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占东北抗日胜利果实，设东北行营和保安司令部，马占山被任为委员。９月初，他受蒋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进犯绥东和察西等解放区。不料，他的部队渡过黄河，第一次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仗，就在平绥路柴沟堡一带被打得大败。不久，他就请假去北平治病。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他被调任东北副司令长官，但他仍在北平养病，未去就职。后来，在蒋介石几次动员，熊式辉、杜聿明多次电催下，他才于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７日到达沈阳。２０日，在市府广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接受各界赠给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大锦旗一面。
在职期间，他深感自己这个挂名副司令，连动一兵一卒的实权都没有，而且自己助纣为虐的行径，使得过去的影响，很快烟消云散。到卫立煌上台后，东北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他认为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于是以治病为名，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下旬，乘机飞往北平。
天津解放后，蒋介石用飞机接马占山去南京，马拒绝南逃。傅作义部队里的三位师长，慕新亚、栾乐山、刘化南，都是马占山的旧部，关系极为密切。马占山拒绝南逃，也是想为他们留一条后路，同时认为有了三个师的兵力，可以随时应变。
马占山和傅作义是“拜把兄弟”，关系密切，他与王之相会面后，便去见傅作义。傅见马占山抱病前来，就对他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马占山当即讲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劝傅作义早下和平交出北平的决心。此后，他又接受北平中共地下党的要求，邀请邓宝珊来平，一起劝傅作义和平起义。当傅作义接受和平谈判，考虑谈判代表人选时，马占山又向傅作义建议，派邓宝珊去比较适宜，傅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促进了和谈的顺利进行。１９４９年１月上旬，傅、马、邓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号召，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１９５０年６月初，他接到毛泽东主席托人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他非常激动，但因癌症缠身，没能参加会议。对此，他深觉遗憾。１１月，他见自己的病转重，叫女婿陶英俄代笔，留下了感人的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马占山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逝世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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