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牢牢地掌握了音符，那一行行五线谱上的符号，被诗意地从他的脑中移到键盘上，可他掌握不了命运；他一生束手无策，看着自己在大海中随急浪起伏，一会被冲到浪尖，一会又沉入浪底。从高门女婿到阶下之囚，从市井百姓到艺术富商，很少有钢琴家像刘诗昆那样，人生跌宕，大起大落，一生惊涛骇浪。
钢琴这个“魔鬼”，变着法子折磨刘诗昆。让他少年得志，也让他妻离子散，之后又让他东山再起，再到晚年婚变。仿佛有一种非自身能够把握的力量，操纵着大钢琴家的悲情命运……
四月中旬，刘诗昆在合肥、南昌演出后，悄然来到了上海。几个月来，他终于摆脱了记者们的围追阻截以及狗仔队的终日尾随，松了一口气。
几个月前，有关刘诗昆的“八卦”新闻，从香港传遍了内地。那张脸上贴着创口帖、神情黯然地坐在警车上的大照片，牵动着所有关心他的人。很多人在问，这位有着国际声誉、人缘口碑极好、有着非常亲和力的大钢琴家，怎么会这样？
上海音乐界名流，准备了佳酿，等待着为他压惊，为他的70大寿庆贺。
“你现在气色好多了，精神很好！”陈钢、周铿等举杯，祝贺刘诗昆70岁生日。
“我一直都没坏，精神很好，无所谓！”刘诗昆笑着举起酒杯，“我先敬各位！”仰脖一口干了杯中的茅台酒。“我这人啊，一生中经历太多了！”
“可你的‘抗震’能力很强哦，几次人生的‘地震’，你都扛过来了！”陈钢说。
“是啊，可是一到家里，就扛不了了！这次，不就差一点给‘地震’砸死？可扛不了还得扛啊！”满桌人被他的幽默逗乐了。刘诗昆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话说到此，刘诗昆便戛然打住，家事这个话题，似乎是他的一生之痛，在任何场合，他从不愿提及。这个经历过生死荣辱的钢琴家，有着坦然面对一切磨难的超然境界，他已洞穿了世上一切，即便面临死亡，他的内心也能波澜不惊。真乃秦风汉骨，另有一番风度与优雅。
可我采访刘诗昆，一开始并不顺。在上音好友周铿教授、陈钢教授的竭力撮合下，从香港、深圳、东莞、北京，一路伺机追踪，还是无果。
终于，这次抓住了机会，翻开刘诗昆那人生的一页又一页……
钢琴大师：一度“八卦”缠身
从上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孟东手中接过荣誉教授聘书后，刘诗昆说：“这下，全国音乐学院的聘书都齐了！”
有着1.87米的个头，一双硕大无比之手的刘诗昆，秀骨清相，长脸细颈，额头高高。永远不变的平头，以及那带有沧桑感的表情，使我想起了俄罗斯音乐大师拉赫玛尼诺夫。
“我看到过拉赫玛尼诺夫站在钢琴旁的一张相片，你们太像了！”在上音周铿教授的办公室里，我开始了对刘诗昆的采访。
“造诣不敢说，人嘛，还真有点像，高个、大手、平头，是不是？”刘诗昆快人快语，透出一股北方汉子的豪气。
眼前的刘诗昆，西装革履，神采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侵蚀，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尊严和儒雅。这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与早些时候港报上刊出的那幅照片作对照联想。
那是1月18日的《星岛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出了刘诗昆的“八卦”消息。赫然醒目的大标题为：“钢琴大师寄居残楼捱青菜白饭——富妻独享七千万，刘诗昆穷到”。报道说：“涉嫌殴妻的刘诗昆自从记者招待会后，一直销声匿迹，上周自北京录音回来，深居简出，周四才见到他穿着黑色西装，面容憔悴地自英皇道一栋楼龄近40年的旧楼出来，站在大厦前茫然了1分钟，才徐徐走向楼下的茶餐厅，本来想坐里面的他，由于当晚人多被伙计赶出来，安排坐在门口细台。未知是否因殴妻案的困扰，他点菜后，一个人愁容满面对着桌子发呆，独对一碟30多元的四季豆炒肉松和一碗白饭，寒夜独食，与餐厅内喧哗气氛成了强烈对比……”
也许刘诗昆没想到，就在他“望七”前，自己又一次被置于人生舞台的聚光灯下，上演了一出“悲情剧”。一个蜚声中外的钢琴家，稍不留神，得到了“绯闻明星”待遇，只要他一露面，狗仔队就成天尾随。
刘诗昆的遭遇，牵动了全国亿万人的心。从香港到内地，社会各界忿忿然。当香港媒体发现事情弄错后，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钢琴大师一边。而面对这一切，刘诗昆始终保持沉默，他独咽苦果，闭口不谈家事。
早在刘诗昆到上海前，陈钢就告诉我：“他的事在报纸上一披露，我与周铿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向他表示慰问。”细心的陈钢，把在香港收集到的一大卷有关刘诗昆报道的报纸，送给了我。
陈钢说：“我前不久去香港，与《明报》总编辑潘耀明以及刘诗昆一起吃饭，潘耀明就开玩笑地建议刘诗昆改名为‘真诗昆’，那样，就可以重获自由了。这是因为，多年来，刘诗昆艺术中心小到钥匙、图章，大到总经理、法人，都不在他名下，就连‘刘诗昆’这三个字也被人注册，也就是说，未经允许，刘诗昆不得私自在外演出。刘诗昆的家事一经透露，香港的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许多报纸，以整版的篇幅刊出。有人计算了一下：这一时期，刘诗昆几乎抢了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风头，上了五十多个头条。网站更是邪乎，第一天的点击率就超过了五十多万，这是第一波。最终，法律还了刘诗昆一个清白！”
一个男人能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不一定能挺起腰来面对女人。
一波未平，接踵而来的第二波“批评刘翔事件”，让刘诗昆又百口难辩。
“这事把我弄惨了”！刘诗昆无奈地辩解说。
“说我批评刘翔，当了政协委员不参加会。我走到哪儿，都有记者不厌其烦地问我这问题。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约二三十位记者把我围住，问了许多问题，唯独不问音乐的问题。有记者提出了有些人当了政协委员后不参加会议，并没说是谁，问我怎么看？
“对这一问题，我又不能不答。于是我就讲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政协委员不是个人的资本、身份和荣誉，他肩负着使命，不能占着位置而不履行义务和职责。
“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知道刘翔当上政协委员，也不知道他是否来参会，我跟刘翔素不相识，八竿子打不着。结果第二天，报纸登出了我批评刘翔的消息。好家伙，全国媒体、网站有关这一新闻铺天盖地，我说的委员席位很有限，结果在记者笔下变成了占着茅坑不拉屎，也不知道是谁，将我的讲话穿靴戴帽，强把‘批评刘翔’按在我的头上。我真不知道，这究竟是谁编造的？又是哪家报纸首先刊登的？这样做，不符合新闻职业道德吧！
“于是，我赶紧在新浪网上辟谣，但众口铄金，百口难辩，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难收，结果效果甚微。直到现在，我到内地去，还有记者不断地问我这问题！
“最后没办法了，我只能给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写信打招呼，作了解释。你说，我一个小小弹钢琴的，把手伸进体育界干嘛？所以，我现在对媒体敬而远之。上次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有了结论，我不愿接受任何采访，特别是谈我的婚姻问题。”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如此……
音乐骄子：莫斯科少年得志
时代，在钢琴大师刘诗昆身上，留下了特殊印记。
在1958年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小提琴比赛上，19岁的刘诗昆与美国的范·克莱本、苏联的弗拉森科同台竞技，范·克莱本赢得第一，刘诗昆、弗拉森科并列第二。这次比赛，也让音乐骄子刘诗昆少年得志，一举天下成名。
可世事难料，三位选手分别后的前程遭遇，却有天壤之别。范·克莱本成了美国的国家英雄，弗拉森科在专业上大展鸿图，两人都成为了具有国际声誉的钢琴大师；而刘诗昆，一生沉浮。这荣誉，冥冥之中为他安排了一条荣辱生死之路。
刘诗昆的记忆力惊人，他能准确地复述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的每个细节，包括谈话、报纸的报道内容。
“听说你莫斯科获奖回来后，被分配去了十三陵挖水库？”我问刘诗昆。
“是的。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把我作为一个红专标兵的典型，大加宣传。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张春桥，还在人民日报八版上发表了一篇《刘诗昆得奖以后》的文章，强调知识分子要参加劳动，要跟劳动人民相结合，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红专，批判白专。文章认为傅聪‘叛逃’，就是当时白专道路的典型。
“那个年代，国家强调政治，越是得奖，就越要讲政治，那就是政治上必须红。回国后，上级很快安排我去十三陵修水库，当时，这绝对是一种最高政治荣誉，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建设，我在那里参加劳动了一个月，报纸整版报道了我参加劳动的经过。”
“听说你得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专门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了贺电，一届国际钢琴比赛，缘何规格这么高？”我问。
“柴可夫斯基比赛为什么重要呢？我想它有两个原因：1958年时，原苏联处于鼎盛时期。1957年，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在航天技术方面超越了美国。第二呢，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赫鲁晓夫上台后，出于政治目的，在苏联搞了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小提琴比赛。试图摒弃斯大林的闭关锁国政策，化解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冷战。
“为此，赫鲁晓夫亲自坐镇这次比赛，决赛四天，他每天坐在包厢里观看，规格之高，前所未有。闭幕式他亲自到场，不仅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国宴，还将比利时的伊莉沙白皇太后请到了莫斯科。当时赫鲁晓夫提出一个口号：‘让我们变军备竞赛和冷战，为和平友好的文化竞赛’。由于他亲自主持和到场，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认为这是打开东西方政治与外交的信号。这也使这次比赛变得异常激烈。西方世界强手如林，三十多个参赛选手，不少都曾在世界重大比赛中得过奖。然而，恰恰这次大赛的第一、第二名获得者范·克莱本和我，却从未参加过任何比赛，这引起了世界轰动。”
“这次比赛后，范·克莱本和弗拉森科，都成为了具有国际声誉的钢琴大师，而你也在美国出名了。”我说。
“由于在这次比赛中得奖，使得美国人对我很了解。1978年，我到美国访问演出，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白宫专门接见了我。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你，因为你同范·克莱本一起得过奖。’
那次比赛，我得了很多奖金，怎么也够买七八辆伏尔加牌轿车。回国后，我全部上交了。当然，奖金包括在苏联巡回演出、录唱片等收入。我记得我在莫斯科酒店的衣柜里，因为现金太多，我还专门买了一把锁，把柜子锁起来。现在想想，真有意思！”刘诗昆笑了。
没想到的是，刘诗昆回国几年后，命运就急转直下……
高门女婿：从巅峰到谷底
在命运的法则面前，刘诗昆显得很脆弱，很无奈。
巨大的荣誉，给年轻的刘诗昆带来了声望，也带来了婚姻。那就是他娶了高门之女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当美妙生活还来不及细细品味时，一个巨浪打来，瞬间将那段不很长的婚姻冲垮。这段历史，刘诗昆不愿谈，于是，我们的话题引向了其他。
“老一代领导人，是不是都听过你弹琴”？我问刘诗昆。
“他们不仅仅听我弹琴，有些和我私人关系也很近。毛泽东听过我弹琴。1959年，在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上，我第一次弹给毛泽东听，当时还有赫鲁晓夫等许多领导人。人民大会堂大厅里放着一架15英尺的钢琴，那是‘星海’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这架钢琴，现在还保留着。但是，参加这次晚会的艺术家，而今只有郭兰英、才旦卓玛和我三个人还健在。
“1964年，毛泽东再次让我去他中南海驻地弹琴，他拉着我谈了一席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文艺理论文章，他老人家的口才实在太出色了。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和《毛选》中。那天，毛泽东与我谈了25分钟，刘少奇与我谈了35分钟，江青还拉着我跳了一场舞。
“不仅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也很关心我，他听过我弹琴。那一次，他听了我弹的改编版《白毛女》后，把我叫到跟前说：‘我给你提个意见。’我恭敬地回答：‘请总理作指示。’‘我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给你提点个人的意见，仅供你参考，你不要当作指示。因为在音乐艺术上，我没有发言权。但作为观众，我有个人的发言权。你的曲调啊，伴奏太闷，太复杂，影响了曲调。中国的老百姓，喜欢曲调听得清楚的音乐。我下次再听你弹琴！’总理说。”
几个月后，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见到刘诗昆。弹完《白毛女》后，总理又一次将刘诗昆叫去：“这次比上次弹得好多了，我听清楚了，我相信，老百姓也能听清楚！”
刘诗昆清晰地记得，他20岁那年，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茅盾、巴金、郭沫若、梅兰芳、夏衍等老一代的文艺大家，而最年轻的，就是刘诗昆。他说：“参加那次座谈会的人，现在都已驾鹤西去，只有我还活着。”
发生在那次会议后的一个细节，令刘诗昆终身难忘。
“那次会议结束后，总理招待我们吃饭，之后又参加舞会。我坐在离周总理七八米远的地方。那天，国家领导人面前，每人放有一杯青花瓷杯盖碗茶，而一般人没有。我看见周总理一直看着我乐，我想不出他为什么笑？原来，那个场合，只有我一个毛头小伙子。只见周总理端着茶杯走到我面前说，你喝！”
“那么，邓小平听过你弹琴吗？”
“我与邓小平接触太多了，很难用语言表述。我从监狱一出来，就与前妻一起去看他。给他送书，我们一聊就好几个小时。我常常在他家吃饭。老一代的国家领导人，生活很简朴，靠他四百元工资养家。我每次在他家吃饭都吃不饱。我个子大，饭量也大，而饭桌上常常只有几个菜，量也不多，一家子七八人围着一块吃，我不敢下筷，只能吃个半饱。那时，他们就靠工资吃饭。衣食住行，衣食没有什么特殊，与普通家庭一样。交通、住房以及出访时的待遇，按国家规定。比如像毛泽东，最好的菜就是红烧肉。所以我儿子在北京开的餐馆中有一道菜叫做‘烧牛头’，就是牛头肉。这是以前老一代领导人最喜欢吃的一道北京饭店名菜。现在呢，他改良成‘牛头鲍鱼’。过去哪有鲍鱼啊，有牛头肉吃就不错了！”刘诗昆说起这些往事，眼睛中闪烁着敬意。
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来临，阴谋家们瞬间将他从巅峰抛向了深渊；从备受恩宠到遭遇非人迫害，这就是钢琴家刘诗昆的命运！
“最高指示”：让刘诗昆继续演出
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是李德伦最喜欢演的一首交响曲。此时，刘诗昆的命运，随着“悲怆”在沉浮。
“我了解到，你曾遭到政治迫害，经历了5年零10个月的监狱生活，我惊讶的是，你的一双手是怎么保护下来的？那个时期，你有七年时间没摸过钢琴，看不到乐谱，走出监狱后，你又是如何恢复的？”我问刘诗昆。
“我的手曾被打断，医学上诊断为‘不完全骨折’。幸运的是，我的手骨头只断了一半，一半还没有断。如果完全断了，那就没有今天的刘诗昆了。那不是在监狱里，是‘文革’时，我在劳改队，红卫兵用军用铜扣皮带抽我，我经常被打得鲜血淋淋。
“那时，我与马思聪关在一起，批斗时，马思聪站第一排，我站第二排。可怜马思聪比我还要惨，我亲眼所见，红卫兵拿着一块带有钉子的木板，照着他头上就打去，马思聪顿时血流满面，那个场面哟，真是惨不忍睹。后来马思聪情况有些好转。但是，我和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还有一个被错打成右派的作曲家三人还被关着。我呢，是江青派戚本禹到中央音乐学院点名的‘反革命分子’，一直被专政到1967年9月，又被转送进了秦城监狱，无限期的拘留审查，直到1973年才被放出来。
“我被与世隔绝，关在单间牢房内。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走出监狱，眼前一片黑暗。那时脑海中，就是想生存、想活命！”刘诗昆缓慢地说，语调充满低沉。
“这种非人的迫害，使很多知识分子难以忍受，走了绝路，你有过这念头吗？”我问刘诗昆。
“我没有想过，我这种重要的政治犯，想死都死不了。特别像我这样的由中央专案小组审查的对象，想死，不可能！”
“我给你讲个故事，是毛泽东下令释放了我，不久又讲了三句话：‘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于是，江青兴师动众，传达了‘最高指示’。出狱后，很快，我就被调到了中央乐团。
“报到那天，在中央乐团排练厅里，二三百人围着我，大家非常新奇，也心存疑问，因为我被关了那么久，究竟还能不能弹琴？毕竟七年多没有摸琴了。
“弹什么呢？我犯难了。当时，钢琴允许弹的乐曲只有两首，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黄河》。所有古典钢琴曲，全是‘大洋古、封资修’的东西。没办法，我把《黄河》弹了一遍。
“人们惊讶了，突然有人问我，‘你这个曲子是什么时候练的？’
“我说：‘我被关进监狱时，钢琴协奏曲《黄河》还没有公演，我从未听过，也没有看见过乐谱。我是听会的。’过去到处都是高音大喇叭，《黄河》有时顺风吹进了秦城监狱。久而久之，每一个和弦，我记熟于心。”
我忽然明白了刘诗昆所说的“听会的”这一奇特现象，他具备了一个指挥家应有的‘金耳朵’敏感度。他是世界上极少数不用练琴，就能把乐谱中的音符移到键盘上并准确地演奏的钢琴家。
一场牢狱之灾，在历经了5年零10个月后，终于云开雾散，刘诗昆重新获得了演奏钢琴的资格……
我这一生：不能忘记恩师，也不能忘记自己
人生悲剧与整个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历史就变得鲜活而有力。
出狱后的刘诗昆，开始了演奏生涯。他到日本、美国、新加坡、德国、奥地利等国家演出，到处受到欢迎。指挥大师小泽征尔邀请他到美国演出，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白宫接见了他。他和波土顿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钢琴协奏曲，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销量最大的古典唱片之一。西方报纸称：“东方的钢琴巨人苏醒了。”
可是，一场严重损害名誉的可怕的流言蜚语，几年后再一次将他击倒在地。
1905年，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怀揣了2000卢布，带着妻子女儿，跨越了烽火连天的国境线，走进了斯德哥尔摩，此去，他再也没有回头。而我们的主人公刘诗昆，在1990年1月，携着第二任妻子，怀揣三百元港币，走过了罗湖桥到了境外的香港。
名人身份，使刘诗昆在香港的艺术发展之路很顺。经过数年打拼，刘诗昆投入400万港币，购买了房子，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既教授学生，同时也经销钢琴。他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滚雪球般的效应，很快使刘诗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连锁钢琴艺术产业”。在香港和内地，学生多达五万多人。他在全国三十个省市设有“中心”；在北京、上海，他建立了8所“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
他的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
“听说你家和你与上海很有因缘是吗？”
“我从小在上海生活过,我依稀记得，那时候的上海，弄堂里经常有人挑着担子卖馄饨面，而我经常趴在窗口上，用绳子将篮子放下去买馄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馄饨，味道还真美,可惜，现在吃不到了!
“我家与上海音乐学院的因缘太深了。直到现在，我对上音还有很深的感情。‘文革’时，我家被称为‘上海音乐学院裴多菲俱乐部’，当时几乎所有的教授，每个周末都来我家聚会，丁善德、吴乐懿、周小燕、范继森等人，都是我家的常客。
“当年，贺绿汀去延安，我爸爸托了比他年龄还大的我的堂兄，当时我的堂兄在小县城日伪政府里做一个小文书，是他把化装成小老头的贺绿汀送过黄河去了解放区。‘文革’中，因为这事以及在日伪政府做过事，我堂兄被活活打死。贺绿汀临终前，我与我爸爸去华东医院看望他，贺绿汀还问起我的堂兄，当听到他的死讯后，贺老禁不住老泪纵横。
“后来，父亲又将家藏的近万张很有价值的唱片（很多都已绝版），全部捐给了上海音乐学院。”
“你的学校有五万多名学生，你经常给他们上课吗？”我问。
“每个学生，我在一定的时候，都亲自听他们弹，而且给每个学生写评语。每个孩子，我还专门同他们照一张相。基本上，每个学生每年都能见到我！”
刘诗昆的话让我很吃惊。“那是五万学生啊！都能见到你？”
刘诗昆说：“差不多是的，当然，我不可能听他们弹很长时间。有时候，一天听上百个学生弹奏。我更注重的他们的基本方法。今年5月30日，我将在上海举办一个盛大演出活动，我与孩子们同台演奏。每年六·一，与孩子们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
“我在上海有三家‘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浦东、虹口和闵行各一家。特别是浦东幼儿园，去年刚评上一级一类学校。浦东幼儿园学生最多，有几百个人。所以现在我总给孩子们讲，从小学琴，基本方法太重要了。比如手型、动作等等。”
面对中国成百上千万琴童，刘诗昆说：“当今世界，钢琴家要成名太难了。你必须是摩天大楼，再漂亮的小洋房也没用。打个比方，你必须开着‘坦克’往上冲，即便抱着最好的轻机枪也没用。一定要‘坦克’。”
钢琴大师，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
“你的传奇经历，自己总结过吗？”
“我斗胆说一句：我一生中，不能忘记我的老师，但是一生中也不能忘记我自己！”刘诗昆平静地说。
是的，没有一个钢琴家，有他这样的磨难。那传奇般的经历，足以拍成一部电影……
摘自《文汇报》200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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