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励志”，掌权起点
    1929年的1月1日，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的第一个元旦．一个名为“黄埔同学会励志社”的机构成立了，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后来在台湾设立的国民党军“联勤总司令部”的前身。
    蒋介石成立这个组织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把参加民国革命的军队，在北伐成功之后，以保持早年黄埔军校成立时的那种“革命精神”为幌子，变为维护他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军队。
    蒋介石最早还为“励志社”的成员制定了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是：“立人立己，革命革心。”
    除了这句格言之外，蒋介石还颁布了十条戒律，要所有的社员一体遵行，这十条戒律是：“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
    “励志社”的创始者黄仁霖曾经说过：“励志社是对黄埔军官和学生灌输道德，提高精神而设立的。”这个主张正可以呼应蒋介石提出的那些戒律和清规。
    蒋介石原先想把“励志社”办成像早年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秘密结社时那样的组织。所以，他把“励志社”入社的仪式弄得很形式主义，要入社的人，每人在社长也就是蒋介石面前宣誓，誓言恪遵蒋介石提出的十大戒律。“励志社”的员工则更不在话下。
    可见，“励志社”早期是蒋介石让军官和军校学生“养志”的地方，他口口声声希望把“励志社”变成一个能端正军中风气的场所。然而，在宋美龄和孔家的主意下．“励志社”却变成一个基督教色彩极浓的场所，而且最后因局势发展甚至演变成一个为外国援华部队服务的机构。非但如此，到了抗战前后，“励志社”竟然演变成一个以服务蒋家为主要工作项目的内务府机构。发展演变经过，实在是相当富于讽刺性。
    在一开始的时候，宋美龄在“励志社”就掌握了内部主要的人事权。社长是她的丈夫，但，蒋介石政务繁忙，哪能把全部心思摆在“励志社”?因而“励志社”的实际权力运作，就完全操纵在宋美龄及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的手上。
    “励志社”的首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上校，曾在孔祥熙任部长时，担任实业司司长。朱上校接任不久，就把总干事的职务交给了黄仁霖。
    黄仁霖是宋美龄嫡系中的嫡系，这可以从他的出身窥其全貌。黄仁霖的岳父是余日章，余先生是一位牧师，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时，曾经为宋主持婚礼。原先，宋家希望请江长川牧师主持，但江牧师不愿帮蒋介石这个忙，只有请余日章帮忙。l由于余日章慨然应允，日后，在黄仁霖成为余牧师的女婿时，宋美龄为了报答余日章这份恩情，当然义不容辞地负起照顾余牧师女婿的责任。
    黄仁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本身也是基督教徒，奉派到“励志社”任职，所以对蒋介石提出那些和基督教的一些清规戒律相似的规矩，履行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困难，而且还因为黄仁霖有留美的经历，因而在作法上十分具创意。
    在“励志社”，许多军官和学生终于学会了如何遵守礼仪和现代的生活习惯。例如，黄仁霖交待下面的人，在每扇门的背后，放一个小拖把，只要有人进了“励志社”大门，老习惯不改，任意就是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的话，便会有“励志社”的同仁，拿着一把拖把把吐在
地上的痰拖干净，然后再对吐痰的人加以劝导。这样日子一久，便再也没有人好意思敢于在“励志社”吐痰了。
    黄仁霖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对军官们的衣着是否整洁十分重视，特地在“励志社”门口放置了一面镜子，镜子的旁边还悬挂了一则标语，写着“整衣冠”，要进入“励志社”的朋友们，都能事前修整衣冠，不使服装零乱有碍观瞻。
    黄仁霖引进了不少美国式的东西进“励志社”，比如，他把从美国留学时代看到的自助餐用餐方法引进“励志社”，使这种吃法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用餐法，并且逐渐风行。
    黄仁霖还引进了西方的淋浴方法，在“励志社”的浴室里，就设计了一套只能盛水五加仑的桶子，让军官和学生可以尝尝洗淋浴的滋味，又不浪费水。
    “励志社”不久就遇到要为孙中山先生移灵的工作，就是要从北京，把暂厝西山碧云寺的灵骨，移葬到南京的紫金山。这个工作，蒋介石交给了“励志社”，其间总其成的人，是黄仁霖，而指挥官是孔祥熙。
    蒋介石要孔祥熙来办理这个事情，除了因为他和“励志社”的关系，另外就是因为在1925年，孔祥熙曾经在孙中山去世时，自掏腰包，付了50000元大洋。为孙中山先生购置了一口铜棺。移灵是当时全国瞩目的一件大事，在“励志社”的全力以赴下，任务圆满完成。
    然而外界为何会把“励志社”视为蒋介石的内廷供奉单位和蒋氏夫妇私人的御用机构呢?这多多少少和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在其位者希望多方讨好蒋介石夫妇有关。    
    据大陆侯鸣桌氏在其著作《阵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中的说法，“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在宋美龄的充分掌握下，“励志社”风光了好一阵子，一直到抗战时，“励志社”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
    燕居岁月，浓淡皆宜
    宋美龄是1950年元月来台湾的。刚到台湾时，正是台湾地位最危急的时候，为了发挥全体军民的整体力量，宋美龄领导的“妇联会”，和蒋介石父子领导的党政军力量，内外一致地致力于所谓的反共抗俄“复国大业”。
    在“妇联会”这类组织成立之初。宋美龄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和精神。可是。毕竟宋美龄是个很重视生活的人，而且五分钟热度一向是中国人的性格，经过几年热烈的活动，所谓“大业”也不过一场梦想，“妇联会”基本上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本来是每天的活动，变成只在节日才举行类似的活动。
    在“妇联会”由绚烂归于沉寂之后，宋美龄再度开始过平静的日子。宋美龄基本上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的人，加上宋美龄出身于大陆最大的资本家家庭，又是留学美国的人。她的生活更充满了神秘色彩。
    然而，这样一个出身世家的富家女子，为什么在近年的一些报章报道中，要把她和一些什么“垂帘听政”、“妇人干政”等等的词汇类比在一块儿，这究竟是何原因?根据我数十年来在蒋介石夫妇身边的观察，我觉得宋美龄绝不是一个有强烈政治野心的人，外界之所以把宋美龄塑造成一个“垂帘听政”的人，大概和她耳根子一向太软，并且和一贯对孔祥熙家族言听计从有关。
    基本上，宋美龄的官邸生活是很平静安逸的，即使在海峡两岸军事情势最紧张的时期，宋美龄还是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她是我见过的最懂得享受的人。我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陪伴在她的身边，对她的生活作息，平日琐事，都有比较深刻的观察。
    我心目中，宋美龄是一个思维很单纯的人，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也有她天真可爱的一面。记得有一次，我在宋美龄的身后不远处随侍，她突然像是看见什么似地，眼睛一直盯着一个女性服务人员的头发瞧，我当时还没注意，她忽然冲着那位小姐问道：“你头发上绑的彩带是什么地方买的?你可以帮我买一些回来吗?”
    我们往那位小姐的头上看过去。原来是一条很普通的丝带，那是以前年轻女孩扎头发用的。价格十分便宜。那位小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如果夫人喜欢的话，我可以为夫人带一些让您选，因为我买了不少这样的丝带。”可是宋美龄却浅浅地一笑。回答：“你还是帮我去买一些来吧，我很喜欢这种丝带，下午你就去买，叫他们派部车去吧!”
    那一次共为宋美龄买了十几条丝带，宋美龄显得很高兴，马上把那些丝带全部拿到她的书房。然后就在梳妆镜面前，要人帮她把丝带扎上，然后，左边看看，右边瞧瞧，一连两天头发上都扎上这些彩色鲜艳的丝带。
    隔天下午，宋美龄还是绑上彩色丝带，和蒋介石一起到官邸花园散步，就在散步的途中，宋美龄突然问蒋介石：“达令!你看看我头上扎的这个发带怎么样啊?好不好看嘛?”通常，蒋介石对他认同的事情，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遇到有人问他意见，他大概不外是说声：“嗯!嗯!”那天，我依稀记得，他也只是嗯了两声，冲着宋美龄脑勺后面的那撮红色发带，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就把目光挪到别的地方去了。
    一般，假如蒋介石对某件事情不怎么赞同的话，他就会直接说了，我印象中，那次，蒋介石听了宋美龄的话又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哦!这种丝带不都是小女孩扎的吗?”
    宋美龄知道蒋介石这是话中有话，他显然不喜欢宋美龄扎的那种颜色鲜艳的丝带。那天散步回去之后，宋美龄就悄悄把丝带收了起来。
    从这次的事情，也可以看出，宋美龄也有她天真的一面，更可以看出，她其实和一般妇女一样。抱持着“女为悦己者容”的心愿。这个事例也能够看出，对宋美龄。虽然外人很多的说法都认为她本来是一个很跋扈的人．而且天不怕地不怕。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宋美龄是这么地尊重蒋介石，他们和一般传统的夫妻固然不同，可是，宋美龄也有她可爱的一面，扎发带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事例。丝带的事官邸一时之间引为笑谈，大家都对宋美龄居然如此具有童心，感到不可思议。
    尽管宋美龄出身世家豪门，可是，在我的观察中，她并不是一个奢侈浪费的人。有一些早期出版的关于宋美龄的著作，曾经夸大报道她早年的生活作息，例如有的书说她经常要佣人为她更换丝质床单，一天总要更换个好几回；又说她用的纸巾，一张就要耗费美金20元，
一年光是花在衣着上的开销就要耗去一百多万元(大陆时期的袁大头银元)。这些说法，在我看来，至少在台湾时期，宋美龄是没有这样的状况的。
    就拿她的床单来说，也不过是普通的纯棉线品，绝非外传的什么丝床单，也没有一天换个好几次的情况，大部分时间一两天换一次是真的。
    许多人认为，宋美龄和蒋介石是典型的政治婚姻，对这个说法，我只同意一半。在早期，宋美龄和蒋介石确实有所谓的政治婚姻，那可能是早期大陆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情况；然而到了台湾以后，或许是人本来就会日久生情，所以，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陪伴宋美龄多年，我觉得宋美龄是一个生活得相当单纯的人。她在生活作息上，和蒋介石比可说是完全相反。蒋介石是早睡早起。而宋美龄则是一个夜猫子，晚睡晚起，十足是个享受生活的人。
    早上，她起来以后，就由一位女副官为她作全身按摩，通常。她要躺在床上好一段时间，才慢条斯理地起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是由蔡妈为她梳头、化妆，后来，蔡妈离开官邸退休．才另外找了一个副官服侍宋美龄早上梳妆和盥洗等事宜。
    在此同时，副官和内务科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她备好茶水(她通常喜欢喝淡淡的龙井茶)和报纸。她也喜欢在卧榻上斜躺着，点起一根薄荷烟来抽(后来她为健康上的理由，戒除了抽烟的习惯，戒烟的时间大概是在60年代末期，也就是阳明山车祸之后的事情)。
    因为她起床的时候，多半已经超过10点，所以偶尔她会在床上吃早点，而蒋介石在清早就已经吃过早餐，所以早饭宋美龄是不和蒋介石一块儿吃的。
    宋美龄非常注重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过重，所以，她不常吃肉类食品。但是，她很重视医生的建议，只要有医生告诉她，该吃一点蛋白质的东西，她就在早点时，吃一个蛋，她偶尔才吃一点肉。有时候，她患感冒了，也会吃一个蛋，来增加抵抗力，宋美龄的早餐菜单十分简朴。由此可见．宋美龄对吃东西是从来不挑剔的。她并不像外界宣称的那样大鱼大肉，一点没有节制。
    从蒋家吃饭的情形。也可以一窥官邸的生活动态、政治动态和人际交往。
    和亲族进餐，官邸可以说很少有全员到齐的情况，大部分时间，官邸都是只有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个人吃饭。
    偶尔，蒋经国和蒋纬国来官邸进餐，我总觉得餐桌上实在显得太安静了些。大概只有餐具碰撞的声音，除此之外，全程根本没有人讲话。但是，宋美龄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为来客夹菜吃。蒋纬国就最害怕宋美龄为他夹莱，因为，宋美龄对客人一向非常客气，只要是客人。一定为他央莱夹到客人吃饱为止。    
    从每次官邸宴客的经过来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热乎。
    如果要在经国和纬国之间作一种比较的话，我感觉宋美龄对经国还是比较亲切的。我认为，这和经国掌握实权，而纬国的权力相对较小有关。毕竟，宋美龄非常清楚，蒋介石有心要把政治权力转移给蒋经国，在那个时候，蒋家除了蒋经国之外，没有人可以担此重任，也只有蒋经国有这样的能力，因而，宋美龄对蒋经国自然是另眼相看，这道理很简单。
    但是，蒋经国的太太蒋方良若要和蒋纬国的太太邱爱伦比起来，宋美龄和邱爱伦之间，似乎比较聊得起劲。据我的观察，是因为邱爱伦比较年轻，也爱打扮，在衣着装扮上，总是比较新潮，宋美龄看邱爱伦的衣着仪表，自然会和她闲聊，说这个首饰在哪里买的，你的头发好漂亮，是叫什么发式。
    即使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宋美龄还是保持着一颗爱美的心，只要是邱爱伦身上的服饰或是装扮，她觉得很欣赏的，必然要叫人为她打点好，让她也感受一下时髦的气氛。
    一般只有年节场合，或是二老夫妇过生日的时候，蒋经国和蒋纬国才会带着老婆到士林度佳节。否则，平常士林官邸很少看得到这两位太子的身影，可见宋美龄和他们的交往并不频繁。
    两岸相隔．姐妹相思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陆政权易手后，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藕断丝连的情谊。有过相当程度的猜测，许多人相信，即使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尖锐对立的年代，即使在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施行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两位宋氏姐妹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络和互通音信。
    毕竟，不管是宋美龄也好，宋庆龄也罢，她们都是生活在深宫宅院里，她们身上存在着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和玄机，这是一般人所无法轻易洞悉的。
    就以二人是否私下隔海通电话，或是通过带信人互通信息的问题来说，在技术上，两岸通电话早就是一个很容易的技术性问题，不难解决。即使蒋介石有意阻隔两岸同胞通信通电，可是，如果宋庆龄和宋美龄通过海外友人，通电话或是通信的话，就是十个蒋介石也管不着。
    根据官邸老人的回忆，士林官邸的电话系统是由军方出身的电信局人员，负责在官邸直接为蒋介石或者他的家属接通可以打到世界各地的电话或是电报，但显然如果要打到大陆的话，除了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之外，还要让蒋介石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否则别人纵使有十个胆子，也未必敢做这种事情。
    所以，宋美龄若是想瞒着蒋介石，从台湾打越洋电话给宋庆龄的话，恐怕并不容易。
    然而，在蒋介石过世，特别是向来总管情报的蒋经国也在1988年1月亡故之后，宋美龄是不是会利用她的特权，从台北私下打电话到北京，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和自己的亲友闲谈，那就没有人可以置喙说有没有了。
    当然，宋庆龄在1981年5月29日晚上去世，在此之后，宋美龄在大陆已经没有任何亲近的人，所以，她已经没有和大陆作私人通电话的必要。
    根据宋庆龄生前嘱托，一位外国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一书中透露：  “在她逝世前三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意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
    爱泼斯坦上述文中所称的“大卫?金”，根据笔者的判断，可能就是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长期以来最宠信的文秘兼私人总管。更是她后半生最常在一起生活的亲属之一。如果爱泼斯坦所说的，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那么宋美龄在宋庆龄未去世之前，两人通过鱼雁往返，或是更直接的电话联系，互诉三十几年的离情，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事情本乎至情，完全是人情之所当然耳。何况，那时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已去世，而台湾的一般人民，虽然还未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赴大陆探亲，台湾也还在蒋经国这位末代强人的领导之下，政治风气还不是完全开放。但是，毕竟宋美龄是蒋经国名义上的母亲，蒋经国不可能一时半刻都守在士林官邸，或是派人监控在美国’的宋美龄的电话通话。因而，吾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宋美龄会和宋庆龄有书信或是电话往还的情况。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的“大卫。金”确是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孔姓的英文音译是KUN)，以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是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理，官邸的内部事务则交给孔令伟办理；而像和宋庆龄联络这种大事，毕竟事涉敏感，弄不好不管是给蒋经国或是外面的其他人知道，不是一件可以说得清楚的事，自然更得谨慎处之。如此研判，这件事，假设是孔令侃去办成的，自然是经过宋美龄的授意，否则，光是孔令侃一个人的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足以成事。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不假的话，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宋美龄在宋庆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亲人骨肉联系，是人情之常，况且联络工具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尽管硬件设施不成问题，毕竟双方存在着多年的疑忌和隔绝，双龄之间是否很顺畅地进行联系，除了宋美龄和宋庆龄本人，外人大概都无法做肯定推断的。
    爱泼斯坦的说法，在宋庆龄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以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
    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为了维持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宋美龄当然不便公然去参加祭悼宋庆龄的任何活动，更遍论堂而皇之去北京奔丧了。因而，私下接触，私下联络，容或有之，但是，要叫她们公开的交往，这是存在着事实上的一些政治障碍的。
    生离死别乃人生之大事，偏偏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为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竟然被迫硬生生地背离这种生离死别的人情之常．这是何其残酷啊!
                                 摘自《中外书摘》2009/3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