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说一下近代诗的评价。有关近代诗的阅读与研究，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渐渐有热起来的趋势，关注的学人也多起来。其所以如此，我以为与1996年《石语》的刊行，不无关系。虽则如此，其间也还存在不少疑惑，或者说是误解。比如说，“近代诗有什么好”，“有什么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一个阅读近代诗的人那儿，就是要经常碰到的事。随手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聂世美先生告诉我的。聂先生是“近代诗文别集丛刊”的责编，经其手编辑了多部近人别集，他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他曾碰到不止一位年轻人，问他近代诗有什么好？我们有了唐诗宋词，还需要读近代诗吗？近代诗会好过唐诗吗？问者的意思，无非是近代诗是缺少价值的。对于这个发问，我想不妨如是答：一个吃了鱼肉的人，是否应该问难说：我们既然吃了鱼肉，为何还要吃蟹、笋、荔枝？或者，一听说“千里莼羹，末下盐豉”，就要抬出“烹龙炮凤”，龂龂而辩之。

第二个例子，则是我多年前做学生时，亲耳听到的。一次胡晓明教授讲近代诗，我去听讲，那一次所讲的，正是陈三立、陈寅恪先生父子的海棠诗。胡先生顺带之中，也说起近代诗的评价。他认为近代诗的价值，主要是在于思想史，而非文学史；换言之，近代诗的文学价值是不高的。在国内说起来，胡先生是专研近代文学的学者，所以他的这个说法，也就很有代表性。

我猜想，胡先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一定受了近代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如所周知，近一百年前，胡适大力提倡研究《红楼梦》，可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估价，就非常之低。他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只能居于二三流，不仅于此，即使在中国小说中，也还比不上《水浒》，不如《儒林外史》，甚至不及《老残游记》。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当然不是说胡适没有眼光，而是他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十九世纪文学标准的影响，而于中国文学遂不能自信。我认为对近代诗的评价，其情形也正相类似。

具体说来，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不可不一说。首先，是阅读的时间过近。时间过近，又会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即所谓的“贵远贱近”心理；其二，则如苏轼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出”，则“见树不见林”；不能“见”，自然易于抹杀。我们今天距离晚清也才不过百年，所以，对近代诗的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是新文学兴起后所带来的副影响。在新文学兴起时，一班大师，明诏大号，其职志是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革传统文学之命，而播所谓“新文学”之种。近代诗当然在打倒之列。在胡适的《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那篇文章里，就有对近代诗的严厉批评。而后来学人的持说，大抵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在那个时候，也还有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所谓“一代有一代文学”，当然不过是个旧说，其源头可追溯至元代。但此说既经王氏重提，其所产生的大影响，可说是笼罩一代的。在这样几重影响之下，近代诗的真面目逐渐湮没，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所有历史都不会真正过去，历史惟有显晦，或“显”而“晦”，或“晦”而“显”，终古如斯，对于近代诗史的认识，也必然是如此。

毋庸置疑，中国诗盛于唐，变于宋，而衰于元、明，中兴于清。而近代诗，则是中国诗的有力结尾，即使算不上“龙尾”，也该是“豹尾”或“虎尾”。并且，它不是新文学的滥觞。我记得施蛰存先生评价郭沫若的新诗，说过“他的内容是诗，他的形式绝非诗”。施先生是新文学家，可是他只写旧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五四”以后，写中国旧诗的人，也只有研究文学的学者，少见有专门的诗人了。而从胡适作《尝试集》算起，新诗有了九十年的历史，将近一百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新诗迄未有大诗人出现，目前也早呈了衰落之象。所以，胡适所提倡的新诗，其命运是否如玄奘所传来的唯识学，我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