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祭祀孔子大典”现在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盛典，成为展示国家形象的文化品牌。作为绵延千年的文化大典，旨在传承历史文化，理应充分尊重文化传统，尽可能保持其固有的文化元素，而不是随意更改。根据这一理念，笔者拟对当今的“祭祀孔子大典”谈几点看法。

　　首先，祭典的名称宜改为“释奠礼”。“释奠”原本是周代的祭名，因奉献给祭祀对象的主要是币帛，也称释币。一开始，释奠的对象比较多，有先圣、先师、先老、行者之先(行神)等。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释奠对象逐渐只剩下先圣、先师。可以说，自汉代起，释奠几乎就成了祭孔的专名；至唐代，释奠礼基本定型。从此，代代相传，无甚更易。两千年来，孔子与释奠礼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近乎天然的关系。我国因取消了“释奠”之名而代之以“祭祀孔子大典”，以致鲜有人知“释奠礼”为何物。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大典，如果连祭名都无法传承下去，岂不是很讽刺的事吗？据悉，有的国家正在规划将释奠礼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尽快恢复“释奠礼”这一传承数千年的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祭名，并加紧做好释奠礼，我们的文化遗产为别国攘夺的一幕必将重演。

　　第二，祭典日期定于孔子诞日9月28日，既不合礼，又不合理。理由如下：

　　首先，诞辰祭祀不合礼。按照我国的礼仪传统，对于生者，生日祝寿；对于死者，忌日祭祀；两者区分得很清楚。诞日祭孔，始于1913年孔教会的提倡，后遂成为常态。这显然是受西方宗教影响而然，是不合我国祭祀礼仪传统的。不宜用民国以来几十年的传统替代自汉代以来两千余年的传统。

　　其次，定9月28日为孔子诞日不合理。笔者注意到今年祭孔，台北的主题是“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2561周年诞辰释奠典礼”，而曲阜的主题是“儒济天下、和宁四方——纪念先师孔子诞辰2562周年”。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即2561与2562。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原来台北采用的是《史记》所记载的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前551)的说法；而大陆采用的是《谷梁传》所记载的孔子生于鲁襄公21年(前552。2011+552-1=2562。无西元0年，故减1)的说法。9月28日乃是程发轫根据襄公22年推算出来的日子。这里就有问题了。既然大陆采用孔子生于襄公21年的说法，那么根据历法推算，孔子的诞日就绝对不可能是9月28日了。而近来有学者用儒略历推算为10月9日，又有学者用格利历推算为10月3日。可见，今年孔子祭祀大典既然是2562周年，那么以9月28日为孔子诞日就完全不合理了。

　　台湾定孔子诞日为9月28日亦存在缺陷。清代学者江永在《乡党图考》等书中就已经充分地论证了《史记》记载的孔子生年为不可信。学术界也普遍接受其说法，而信从《谷梁传》。这可能也是曲阜今年祭孔大典定为2562年的原因所在。而台湾竟采用了根据《史记》记载推算的结果作为孔子诞日，不能不说是失之草率的。

　　既然以9月28日为孔子诞日而举行祭祀存在上述种种问题，那么祭祀日期究竟定于何日为宜呢？

　　第三，建议恢复春、秋仲月(农历二月、八月)上丁日释奠的传统。我国自古有丁日举行祭祀的传统。在传统日历上，每逢丁日一般都会注明宜祭祀。一年四季，每季三月，分别称为孟月、仲月、季月。古代用干支纪日，每月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一般会出现三次。释奠用第一个丁日，称为上丁，所以释奠礼也被称为“丁祭”。孔府在四季仲月的上丁日致祭，称为“四大丁祭”，一直延袭至近代。从汉魏到唐高祖时，国子学都是四时释奠。唐太宗贞观21年规定，州学、县学在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丁日举行释奠礼。鉴于诞日祭孔存在的问题和丁日祭祀的悠久历史，我们建议恢复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的传统。

　　第四，各地文庙举行释奠礼的日期宜有所别。在这方面，韩国的做法颇值得借鉴。韩国至今犹有两百多座孔庙，级别最高的是首尔的成均馆，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孔庙。韩国的做法是，成均馆用上丁日行释奠礼，各道的文庙用中丁日，各县用下丁日，乡校用次月的上丁日。虽然，我国古代不论何种级别的文庙，都是上丁释奠。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结合时代的需求，以义起礼，略做损益。不妨北京、曲阜的孔庙用上丁释奠，省会城市、其他直辖市的文庙用中丁、一般市县用下丁，更低一级的用次月上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避免地方释奠礼为北京或曲阜的释奠礼的宣传所掩蔽，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文庙释奠在地方上的文化影响与作用；二、这样使释奠礼均衡地分布在一个月之中，无异于每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孔子文化月活动，有利于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