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外交就像一场假面舞会：表面上，各方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但脱下燕尾服，就不是那回事了。著名揭秘网站“维基解密”不久前曝光了美国国务院机密文件，让美国尴尬不已。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担心那些电脑里的外交机密——毫无疑问，在黑客们看来，得到它就如探囊取物。于是，一些外交家或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认为，网络时代正召唤着昔日秘密外交的回归。那些代表着各自国家，在外交圈里穿针引线的密使，能将一方的意思准确、隐秘地表述给另一方，又不留下任何把柄。他们在当下这个难有秘密而言的时代，或许仍能发挥经典而完美的作用。

　　秘密外交的主角

　　密使不是个新鲜事物，他比外交信使具有更高的机密程度，也有着更多的个人魅力，是秘密外交的主角。在近现代外交舞台上，密使已经向人们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为例，当时各国君主勾心斗角，充满猜忌。为了摸清底牌，互通消息，他们常常派人传递“知心话”。一时间，外交密使往来穿梭，不少重要的秘密协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达成的。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杜绝秘密外交，认为在“旧外交体制”下签订的不少秘密协议，直接导致了战争与杀戮，而“外交应当永远坦率地、在公众观察下进行”。一时间，秘密外交为人所不齿。

　　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断了许多信使的“生路”。但密使在外交实践中却未消失。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铺平道路。1993年，挪威学者拉尔森凭借他与时任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成员阿巴斯的私人关系，两头带话，促成了当年的巴以和谈，传为佳话。2009年，朝鲜半岛剑拔弩张，韩朝双方为缓和局势，派出密使秘密接触，最终缓和了局面。应该说，在许多重大事件的背后，人们总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密使的身影。

　　敌对双方靠密使缓和关系

　　密使的最大特色，是他们在那些敌对或冲突的场合与时刻作用突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退役官员说，密使们轻易不出手，但当两国沟通渠道不畅，或有紧急事态发生、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他们就会以其独特的身份发挥很好的润滑、交流作用。但有一个前提，他必须是双方都认可的人。

　　2009年3月，两名美国女记者在中朝边境地区采访时进入朝鲜一侧，被朝鲜扣留。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往朝鲜，将她们带回，美国国内对此一片喝彩。但知情者说，在克林顿飞往朝鲜之前，“事情其实已经解决了”。这当中，就有密使戴维·斯特劳布的功劳。斯特劳布是美国人，会讲日语、韩语和德语。早在1979年，他就到过当时的韩国首都汉城。1999年到2002年，他在美国驻韩使馆工作3年。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他是工作层面上的美方关键人物。由于长期与朝鲜打交道，朝方认可了他，并与他建立了某种信任。斯特劳布一直关注东北亚政治，12年来专心研究朝鲜半岛问题。退出政界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美韩关系，还常在报上点评朝鲜半岛时局。

　　朝鲜扣人后，美国想派前副总统戈尔赴朝谈判，被朝鲜拒绝。多位美国学者、议员穿梭朝美，也没让朝松口。奥巴马政府于是向斯特劳布求助。斯特劳布很快利用自己的关系与朝鲜相关人士交换看法，并告诉奥巴马政府：首先，朝鲜拒绝戈尔去领人，是因为戈尔与两名记者所在媒体有合作，算她们的“老板”；其次，朝鲜不接受学者和议员的斡旋，因为他们“不够格”。斯特劳布还说，在朝鲜认可的美国人中，克林顿排名靠前。奥巴马于是请克林顿出马。果然，朝鲜方面爽快放人，金正日还设宴招待克林顿，各方皆大欢喜。

　　盟友靠密使加深感情

　　而秘使也能加深政治盟友间的友谊。这方面做得不错的当数美国的罗斯和以色列的摩尔霍，他们二人是穿梭在美以两国之间的关键人物。

　　罗斯出生于1948年，老布什时代在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克林顿时代担任中东问题顾问。奥巴马上台后，他当了国务卿希拉里的伊朗问题高级顾问。奥巴马一上任，就力促巴以和谈，派出各路外交干将奔赴中东展开外交攻势。罗斯去了沙特，换来沙特国王对奥巴马的支持。奥巴马很高兴，把罗斯从国务院调到白宫，当了负责中东等地外交事务的高级顾问。有人戏称，“他把中东特使米切尔的饭碗都抢了”。其实，米切尔在台前，罗斯在幕后，两人力促中东和平计划。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与罗斯会面，对他大加赞赏：“白宫里有些人太亲阿拉伯世界。我一直都在寻找像罗斯这样的人，我们能心无芥蒂地交谈，不会被媒体和其他国家炒作。”

　　在以色列方面，也有个和罗斯一样的摩尔霍。他是内塔尼亚胡的高级助手，得到后者的完全信任，处理巴以和谈和美以关系中的许多敏感问题。正因为这个身份，摩尔霍常常低调地游走美以之间。以色列一名官员说：“摩尔霍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谈判人数最少的时候。很多事要悄悄地进行，摩尔霍花了不少心思。”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在世时，摩尔霍甚至能经常与他保持联络，在阿以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

　　当密使也要有本事

　　正因为能周旋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利益集团之间，当密使的人虽背景多样，三教九流，但都有直通高层的人脉关系和左右逢源的交往技巧。在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往来传话的黎巴嫩商人海格就是这么一位。

　　海格1956年出生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20岁到美国，上了大学，入了美国籍，毕业后开了家保险公司。通过做生意，海格结识了一批政要，并逐步培育了在美国政治高层的人脉。20世纪90年代，他将公司搬回黎巴嫩，结识了一位叙利亚高级情报官员，并逐渐混熟了中东政治圈。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到的。

　　2002年末到2003年初，美国开始为攻打伊拉克制造舆论。当时的伊总统萨达姆嘴上强硬，内心却担心自己的命运。他想直接与五角大楼的国防政策委员会沟通，有人向他推荐了海格。很快，海格在贝鲁特见到了萨达姆派来的人。“请您将我们的意思转达给五角大楼：伊拉克可以做出让步，如果他们怀疑我们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可以派观察员前来调查……此外，总统（萨达姆）愿意做一笔交易——我们交出一名1993年美国世贸中心爆炸案的涉案者，美方保证总统的安全。”

　　海格很快联系了五角大楼。2003年2月21日，海格得到回话：“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珀尔愿意见您，但最终决策要五角大楼集体做出。”海格约珀尔到伦敦见面，转达了萨达姆的意思。珀尔很感兴趣，但他带着口信回到美国时，却遭到五角大楼多数人的反对，认为萨达姆在拖延时间。

　　2003年3月，美军逼近伊拉克。萨达姆胆战心惊，让海格无论如何再试一次。负责传话的是伊情报部门官员奥贝迪。海格对他的焦虑记忆犹新：“他说：‘美国为什么不盯着伊朗呢？我们现在很绝望！’他甚至跟我见面不到5分钟就晕倒了，看起来压力很大。那时候的伊拉克，越是大官越担心自己的安全。”奥贝迪转达了萨达姆的意思：“如果（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我们可以给美国石油开采特许权；如果是因为武器，美国可以派2000名联邦调查局官员来查；如果是因为萨达姆在台上，我们同意在两年内举行大选——尽管这是个耻辱。”在去华盛顿的路上，海格写了3页纸的“备忘”：“伊拉克暗示，将在阿拉伯世界和平进程中‘完全支持美国的决定’，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包括提供煤和石油，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一切都太晚了。

　　取得信任最不易

　　关于海格，后来有位美国官员有过中肯的评价：“那位黎巴嫩商人是真正明白萨达姆想法的人，而五角大楼当时不相信他，也许我们犯了错。”此话也道出了“密使外交”的困难之处。派密使往往是公开外交手段失灵后迫不得已的做法。虽然担任密使的人常常与两边都有交情，但在某些敏感时期，或者双方的不信任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密使也可能得不到信任。

　　多次充当美国和阿富汗武装塔利班之间密使的阿卜杜勒·阿纳斯，对这一点体会很深。他是本·拉登一名贴身顾问的女婿，目前在英国“政治避难”。他和塔利班甚至“基地”组织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和拉登见面多次。他说，拉登“并非逢人就宣传圣战思想，也没能把手下管理得服服帖帖，但他很有想象力，吃得少，睡得少，精力过人，有时还大发善心，把自己的衣服送给穷人。”但阿纳斯作为密使，一直对自己的工作没什么信心。“塔利班不会相信我带回来的其他国家的和谈诚意。他们向来认为和平没有可能，对外国军队增兵这样的事十分敏感，这大大减少了双方妥协的几率。”从这个角度看，密使或许在关键的时刻能扭转乾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发挥一个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