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王延松的勇气所在。曹禺在谈到“序幕”和“尾声”的时候，曾认为这是《雷雨》中最令人疑惑的地方之一，甚至可能引起许多得不到归结的争执。如果一定有导演想要把它搬上舞台的话，那么，“这是个冒险的尝试，需要导演的聪明来帮忙”。曹禺的意思似乎是担心《雷雨》太过繁长，删节不易。他说：“我曾经为着演出‘序幕’和‘尾声’想在那四幕里删一下，然而思索许久，毫无头绪，终于废然地搁下笔。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好的导演用番工夫来解决，也许有一天《雷雨》会有个新面目，经过一次合宜的删改。”
不知道王延松是否就是曹禺所说的那位“好的导演”，但看上去，他的“野心”似乎不止于此。按照曹禺的设想，增加“‘序幕’和‘尾声’的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钳子似地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诚如有一位朋友说，《雷雨》有些太紧张（这并不是句恭维的话），而我想以第四幕为最。我不愿这样戛然而止，我要流荡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序幕’与‘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曹禺的用意其实很明显，他是觉得，观众在观看《雷雨》的时候，需要所谓“欣赏的距离”，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宋代诗人有“隔帘花叶有辉光”的说法，也是说透过帘子欣赏帘外的花叶，容易造成带有诗意的间离效果，更能体现花叶的美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不过，观看《雷雨》毕竟不像在春阳中欣赏海棠花叶那样惬意。事实上，《雷雨》的内在冲突，还是他自己所说的“天地间的‘残忍’”。“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在这里，王延松与曹禺达成了一种默契，又仿佛是一种神交，他不仅在演出中实现了曹禺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而且，采取了歌队合唱这种古希腊悲剧中用来产生间离效果的方式，并将一支专门用以安魂的弥撒乐曲贯穿于全剧始终。他对《雷雨》的这种处理和解读，固然使观众得到一种心灵的抚慰和审美的满足，对剧中已死和未死的灵魂是一种安顿和超度，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得到了一个重新认识和理解《雷雨》的切入点和机会。
长久以来，对于《雷雨》所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譬如说它的主题是反封建，是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如果没有“序幕”与“尾声”的话，这种意识是很容易凸显出来的。毕竟，周公馆就是一个没有丝毫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的宗法男权社会（家庭正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而周朴园就是这个社会现实的主宰。由于他的存在，这里的空气几乎都是凝固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感到透不过气来，像繁漪这种不羁的灵魂，更感觉到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强暴。事实上，这种对于《雷雨》的解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着解读《雷雨》的主流位置。虽然，随着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盛行，也有人试图从人性的角度给予周朴园乃至于《雷雨》以新的解释，但这种立场和旨趣往往显得游移不定，除了传统认知过于强大以外，排除了“序幕”与“尾声”的文本，也很少提供可以表现“人性”的周朴园的空间。
很显然，《雷雨》不是一部单一主题的作品，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是被严重忽略了的。我读《雷雨》剧本，常常感觉到的就是一片混沌。导演们从各自的立场和旨趣出发，对《雷雨》进行不同的解释，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雷雨》的内涵，却也像天帝为混沌凿七窍一样，七窍凿好了，混沌却死了。王延松恢复《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强化合唱歌队的间离功能，的确使我们看到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更突出了曹禺反复提到的所谓“天地间的‘残忍’”对剧中八个人物的惩罚和报应，以及十年后周朴园的忏悔和感悟，但能否使《雷雨》回到混沌的原生态呢？我看也未必。实际上，王延松的《雷雨》指向性仍然是很明确的，特别是演员的表演，远未达到多义、自然的境界，这与该剧的叙事形成了某种冲突。克服这种冲突应该是重排《雷雨》的新的课题。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