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作家中我最推崇鲁迅和沈从文，我认为他们是两位伟大的中国作家。伟大的作家，不仅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要作为时代的先行者自觉与历史对话；不仅要表现深刻的文化自觉，而且还要将自身的文化投放于世界多元文化中作反观；不仅要是一个热情的文字表达者，而且要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的诗学的创造和守卫者。伟大的作家，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生命实体，但不是因为抽象、孤立或自恋，而是因为博大、强健和挚诚。是的，伟大的作家，无论对于时代和自我，都是一个超越的坚守者。

    鲁迅与沈从文是不相同的，他们对社会和文化的态度不同，对文学本身的意识也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批评和反对，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要素。我以为，以小说为例，鲁迅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沈从文的代表作是《边城》。读过这两部小说的读者，无疑会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冰炭两极”般的态度，看到一面是鲁迅对在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国民劣根性”的愤激鞭笞，另一面是沈从文在这个传统中发掘出了纯美坚毅的乡土生机。

    然而，撰写《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等文批判沈从文的鲁迅，在他去世前三年(1933年)对美国作家斯诺如是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此时，年仅31岁的沈从文还没有写出自己的代表作《边城》。而沈从文则在一文中指责“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在另一文中又称赞鲁迅：“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学鲁迅》)

    他们能在争执中看出对方的卓越不凡，并且坦率地表达给公众，是因为他们共同具有一个时代最伟大作家的胸襟和见识，因此能够超越自我的界限去发现对方。进一步讲，我们应当认识到，鲁迅与沈从文的伟大在于他们对时代精神的独特领悟和坚定执著的历史担当。他们的文字，是用心灵的真火焙炼的，是真我、真心、真言的结晶。然而，恰是这真我的真文学，成为时代精神的伟大表现，成为中国文化在20世纪最灿烂的张扬和最炽烈的理想呈现。正因为如此，鲁迅和沈从文的意义，不仅要在中国文学内部，而且要在世界文学整体中才能得到认识。

    在鲁迅与沈从文的镜照下，我们很难在当代文学中找到当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在当代写作中，似乎一切文学应有的元素都存在，甚至我们可以用这些元素来组装“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数以万计的当代中国作家中，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既找不到鲁迅式的“击中要害”的伟大评判者，也找不到沈从文式的“理性明莹”的伟大赞美者。
与当代写作及其市场的“繁荣”相比，当代文学精神的虚脱和感染力的丧失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问题在于，在当代文学界，很少有作为当事人的批评家和作家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当然，更严重的是，那些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当事人，又绝大多数把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轻易推诿给当代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和影视、网络等新媒体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和挤压。

    在以不利的社会环境来辩解文学的社会性式微时，我们的批评家和作家群体，不仅把一种自以为是的想象的理想环境强加于鲁迅和沈从文的时代，而且表现出他们整体上对文学精神的放弃。在人类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是天然“渴望文学”的，相反，文学发生巨大影响的时代一定产生了伟大的作家、创造了伟大的文学。就文学史的历史逻辑而言，不是对莎士比亚的需要产生了莎士比亚，而是因莎士比亚的作品产生了对莎士比亚的需要。

    既然当代中国作家队伍、作品产量空前巨大，同时还有数以百计的畅销书作家频频登上各种富豪榜，我们能说这个时代不存在对文学的“巨大需要”吗？因此对于当前文学的社会性式微，我们应当从作家、批评家本身，从作品的品质本身寻找原因。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问题多次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作家缺少社会担当精神、缺少外语能力、不重视语言提炼，他指出的这三种基本缺陷，是击中要害的。顾彬批评当代中国作家，自然有现代国际文学的语境，但正如他一再声称的，他的直接参照是鲁迅等作家笔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普遍反应来看，顾彬的批评非但没有引起积极的反思，反而被作为是一个“老外”的逆耳之声，或被粗暴、或被礼貌地排斥了。

    当代中国还能出现鲁迅、沈从文式的伟大作家吗？我认为，关键在于，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能否出现时代精神的伟大觉悟者和中国文化命运的伟大担当者；能否出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无论在思想还是语言层面，真正透视历史和将世界视野纳于胸怀的文化创新者。然而，令人悲忧的是，中国文学的现状，仍然更多地呈现出作家和批评家对于历史和世界表现出的双重的盲目和排斥。当然，更无须论及那些本来就是将“作家”当做赢利手段的“写手们”的文学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