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像贺延光这样的读者绝不在少数，在人民的心目中一个人的葬礼规模和身后所能享受的哀荣极其重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那么中央对于周恩来的评判是怎样的，当时的中国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成立了宣传报道组，那是鲁瑛他们直接控制的，按照什么调子来纪念，调子规定了一条，对总理不提马克思主义者，只提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贺延光：共产党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老元勋们一个一个都不能享有这个评价，那这个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联系到了怎么评价周恩来，联系到国家下一步的走向，你像我现在讲这个事，可能你们都觉得至于吗，真是至于。

解说：根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回忆，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对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保育钧：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叫鲁瑛，他是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他当初是跟姚文元直接联系，是通过红机子联系，我们只是要知道上面什么精神，套用鲁瑛的话就是，鲁瑛从那个抽屉里拿个本本，抽出来看什么指示，再给我们念一下子而已。

解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尚且如此，其他报纸的情况就更加不能期待，像《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虽然是在周恩来的一手扶持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陈晓楠：当时就不让自己活动，不让对周总理的报道不能随便的，听新华社消息，报社统一掌握，群众来稿不让登报，群众自发悼念来稿不让登报。

解说：1月9日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一直守在播音机房，他亲自掌握着每一次总理逝世讣告的播出，希望能尽力做到不出差错，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还是出事了。

杨正泉：在治丧活动期间，中央电台应该停止播出一切欢快的文艺节目，包括音乐、戏曲、曲艺、歌曲，其他的一些戏剧文艺演出，因为在这个时候播出这样内容是不协调的，也不符合人民的心情的，治丧期间停止文艺活动是对一个生命的基本尊重，但是主管宣传的姚文元特意向电台作出指示，周恩来治丧期间文艺节目照常进行。

杨正泉：在播出讣告以后，相间隔之间过了一段播出了音乐，这时候马上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电话，严厉地进行质询、质问，最典型的是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一些职工，一些服务员打来的电话，好多是过去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为总理服务的人员。

他们说，讣告我们听了，你们为什么不连续广播，你们为什么要播出音乐，你们是什么感情。

解说：跟杨正泉的尴尬处境相比，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姜云川似乎自由一些，当时作为新影厂的副总编辑，姜云川参与了拍摄周总理逝世纪录片的全过程，让人奇怪的是在拍摄期间，四人帮的人竟然没有对他们进行干扰。

姜云川（原中央新影编导）：一直到最后也没听到上级给新影下达指示，要拍个什么什么样的片子，没有。

窦春起：新闻电影工作者他有一种直觉，就认为很快要组成新闻记录电影的一个拍摄的摄制组，大家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会落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大家就等待着马上要开会组成摄制组工作，果然当天由当时的厂长钱筱璋同志主持会议，组成了一个拍摄总理逝世影片的一个摄制组，我被指定为这个影片的解说员。

解说：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窦春起：新闻纪录片组织拍摄这个工作很庞大的，这个队伍很庞大，上百位摄影师。

解说：这是总理遗体告别的情景，1976年1月10日，告别厅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临时的灵堂。

王忠人：一进那个北京医院的告别厅，外边就哭声一片，那里头那个时候根本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一片哭声，我们去那些人两个眼睛模模糊糊，看总理想看一眼，模模糊糊。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