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将率部乘美军军机抵达南京，成为战后最早进入南京的中国将领。当飞机到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冷欣联想到总理陵墓，“别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胡兰成被汪伪政权拉拢过去，大节尽失，却对抗战评价甚高:“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抗战的伟大便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中国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又是非常真的。”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毛泽东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激情洋溢地描述了光明的新中国:“我们建立的将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现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一，言论的自由；第二，信仰的自由；第三，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斯年与毛泽东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后来有人将此向梁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没作否认。梁曾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他用了四个字:“轶群绝伦”。有问蒋介石同毛泽东对比如何，梁答曰:“差远了！”
 

　　蒋介石: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两天后，毛泽东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转天，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泽东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于是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美国在谈判期间保证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尔利亲赴延安，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