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

    1946年生于兰州，现居天津。曾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参加上山下乡。1971年入读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曾出版《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重要作品。

    杨显惠的《甘南纪事》共16万字，比之前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薄了不少。全书用了十二个故事讲述了甘南的风土人情故事，是2009年杨显惠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连载了一年的同名作品。《甘南纪事》号称是“命运三部曲”最后一部，实际上，这个名号根本不是杨显惠和该书编辑林贤治的意思，杨显惠告诉记者：“《甘南纪事》和前两部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他以为“三部曲”的说法来自文学评论界，而林贤治说，“命运三部曲”是某网上书店宣传该书时的口号。

    《甘南纪事》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从2006年春天开始，连续三年，杨显惠都借道兰州进到甘南藏区，住进藏民的牛毛帐房和沓板房。2010年的冬天还没过，杨显惠去做冠心病复查，心脏里本来有五个支架，这一复查又做了手术加了三个，在上海文学连载一年的《甘南纪事》就此停下来了。手术后，他一直安心养病，放弃了继续写作甘南的计划。今年六月底，他又去了甘南，这一去就是三个月。

    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梦”活动邀请杨显惠到广州，论坛活动中，他做了一场名为《先让农民崛起》的演讲，和他一起讲演的还有秦晖、袁隆平、易中天等人。在广州，杨显惠也见了林贤治。他的“三部曲”都是在花城出版社出的，之前仅和林贤治见过一面。林贤治并不避讳对《甘南纪事》的不满意，他认为作者应该有把握写作题材的能力，前两本书，杨显惠找到了很好的题材，而这本甘南纪事，杨显惠有些被题材带着走。“藏区在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并没有把握得很好”，林贤治说。

    杨显惠深知林贤治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这本书肯定令他不是很满意。”杨显惠坦言《甘南纪事》“没什么价值”，“一个是薄，轻飘飘的；二是没有很沉重的感觉，这是心理的感觉。写完前面的两部作品之后，我想换一换，换一个轻松的题材，当然在换轻松题材的时候，我也想弄清楚藏民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并不想挖他们沉甸甸的历史，我就想看看他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这就是这本书。”
 

    想写写改革开放后甘南的现实

    南方都市报：人们称《甘南纪事》为“命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你怎么评价它？

    杨显惠：我自己并没有将它们定为三部曲。我没有这样想，也不赞同。但我也没反对过。

    南都：那它跟前两部有渊源吗？

    杨显惠：没有，基本没有。前面两本是我选择比较重大的题材去写，表述我们国家从1949年以来历史上两个重大事件。《甘南纪事》我没有进一步想法，就是想写一写改革开放以后甘南那个地方的现实，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我自己没有给自己选择一个什么主题。我就是想写他们的现实生活。

    南都：认识藏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杨显惠：我认识藏民中的一个人，他跟其他人很好，他介绍我到其他人家里，在别人的家里可能又认识了其他的人，那我就这样不断地周转。最初认识的几户家庭，我每次到甘南都会去。我每一次去都是十天半个月，最多二十天的时间，然后在兰州过上一段时间，再进去一次。每次和他们认真谈话，我有一个录音机，随便聊天的时候，录下来，聊完了再写在笔记本上。这些故事都是观察得来的，不是我这次去了就有哪些故事在等着我，而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南都：关于你的作品，包括前面那两部，读者总有一个疑问：书里写的是真实的事还是虚构的？真实和虚拟的边界在哪里？

    杨显惠：我住在一个牧民家里，你跟他熟悉了，他就告诉你，他的姐姐是怎么谈对象的，怎么跟丈夫跑了的，父母是如何反对的，这实际上，一个故事就给你讲完整了，有些他给你讲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很震撼人，那么我再编一个故事，围绕这个细节为核心。有些故事他的框架有了，但是它的细节不精彩，那么我就运用别的细节给它补充完整。可以说，每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真实的人的影子，有某个真实故事的框架，或是某个真实的细节，“真实”是多种多样的。

    南都：从文中举例来说，哪几个是真实细节，哪几个是真实的故事？

    杨显惠：比如，《白玛》这个就是真实的细节，女的已经出嫁了，但是她还有情人，她跟情人会面，她的丈夫知道了，就拿刀子把情敌的脸上划了一刀。这个印记让你走到哪别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坏人。这是过去藏民的一个传统，我就觉得这个细节非常好。

    《给奶奶的礼物》就是细节衍生出来的，我听他们说，一个牧民老头，到现在他夏天穿毛磨光了的皮袄，冬天穿长毛的皮袄、裤子，一个布条在他身上都看不到，这就是传统生活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记。
 

    生活在最美的大自然下的一个民族

    南都：接触藏民，对你来说感受最深的东西是什么？

    杨显惠：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是生活在最美的大自然下的一个民族。我感觉这个民族很温和、对人很好，非常吃苦耐劳，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非常美丽，但生活很艰苦。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很多跟汉族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吸引住了我，我就连续几次去了。

    南都：可不可以说，一个民族拥有宗教，更有敬畏感？

    杨显惠：关于他们的文化、宗教，其实我也了解得也不是很深，所以你看我写了的这十多篇里面我基本上没提到宗教。他们全民信教，不像基督教，孩子生下来后要受洗，他们没有这种意识，没有形式上的遵循，他们就生活在全民信教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了都是佛教徒。所以我觉得佛教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东西。

    南都：但是我看你在故事里面也写到，比如他们为了牛鼻子绳这样的小事会拔刀相向，你说他们是一个很平和的民族，但这样激烈的东西也会有是吧？

    杨显惠：对，实际上这样的东西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我觉得是这种环境、生活方式造成了他们思维上的这种放肆。他们的思维、价值观和我们有不同的定义。

    南都：这种思维就是指他们有时候都会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杨显惠：不能说这个民族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们有很多都是遵行他们的心，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身上带着刀子，并不是为打架、武力征服。藏民过去是以肉食为主，肉咬不动怎么办？他们拿刀子一块块在骨头上削着吃。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用品。现在吃面粉、大米吃多了，刀的用途就少了，带刀的人就少了。另外，那里的男人们都是骑马的。要是马惊了，人被马镫套住了，叫套镫。这时候，拔出刀子来把马镫的皮条绳割断就能活命，如果不带这个刀子，可能马就把他拖死了，所以这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工具。

    可是遇到他发怒的时候，刀子就成为他的武器。所以我觉得是他们的生活条件本身造成这样一种表象，好像他们爱动武。实际上也不是。如果我们汉族人每个人在腰里也带一把刀子的话，可能用刀子解决问题的次数比他们还要多。

    南都：他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受外面世界的影响？

    杨显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过去的藏民生活中吃饭，主要是吃糌粑，就是青稞炒面拌上酥油茶。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吃花卷、馒头、面条、米饭了，这些东西已经在他们生活里面占到主要成分。这个是生活中很细微的变化。另外比如说藏民1958年以前穿的衣服，没一个布条，全部是皮的，靴子是牛皮的，衣服是羊皮的。现在他们的穿着以布为主。所以说他们的生活都在不断变化。

    南都：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思想上，也有这种变化吗？

    杨显惠：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过去藏民没有学校，他们的学校就是寺院。每个家庭除了老大要继承家业，要放羊放牛，继承家业，老二、老三都要送进寺院里当和尚，八九岁就送到寺院里面，一直到老。而现在当和尚的人越来越少了，寺院的和尚的来源已经不足了。现在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到学校里边去上小学、中学、大学，能够上大学是他们比较高的理想。他们现在也知道孩子出外打工，人家都要高中生，没有个高中毕业的文凭，就只能干什么盖房子、挖地基、修公路这些体力活。他们现在认识到学文化的重要性。这个改变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进步。
 

    对一个地方，要四五年才真正熟悉

    杨显惠：这个也说不上什么感情，我觉得走到哪个地方都行，我这一辈子19岁离开兰州以后再就没回到过兰州，回去也是住上几天、一两个月就离开了。可是我觉得我的写作遵循一个原则———写一个地方我就要熟悉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弄熟了，写作才能深入，不流于表面化，想到要让它深入一些，所以我始终在写甘肃。

    南都：要写自己独到的东西？

    杨显惠：对一方水土、一个题材的熟悉我觉得是得几年时间的。比如说我自己这十二三年来，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然后写《甘南纪事》，每一本书写出来得四五年。当然你说我可以在城市里，写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写医疗问题，我去医院熟悉一下、做些调查，这样几个月就可以熟悉，但那仅仅是很窄的面上的调查。生活的质感在文学里面要表达出来，我觉得没四五年时间不够。因为文学创作，我认为是一个理性的思考，你应该把这个地方的题材抽象出一个哲理的东西来。但是同时，你在写作当中，细节、故事必须有很多质感、形象化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哲学著作，不能用数学的思维去思考它，你必须拿形象化的东西来描写，这就需要你对生活有足够的感受。所以写一本书我觉得得几年才够。

    南都：《甘南纪事》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下一步的写作方向和思路是什么？
    杨显惠：还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写，把它写完吧，至于以后出续集还是修订本，我还没有什么想法。后面的稿件还没有开始动笔，这个作品算得上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他们现在的生活很多方面我就没有谈到，比如，藏民的宗教信仰。他们是全民信教，当然不一定是佛教，也有一部分是信仰本教、道教的，这方面都要写。再比如，藏族的年轻人对老年人是很尊敬的，虽然社会发展到今天，但是老年人说话，年轻人是要听的。我们年轻人的独立意识强，老年人的话可以不听，或是不赡养老人，这在藏民里面是没有的。我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藏民的方方面面我还没有写全。下面我还要写故事，也是十几个左右，和现在的篇幅差不多。

    南都：这部书显得比较薄，也还没有写完，为什么急着出版？

    杨显惠：甘南纪事在上海文学上发了一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向《上海文学》提出，要把今年在杂志上发表连载作品的作者编一套上海文学丛书，有刘心武、王蒙等人，算上我一共是五个作者。在上海那边提出出版之前，花城就提出我把这个作品写完了，他们出书。上海稿子已经编了，没出成。这边就说，没出成更好，我们出不就行了么。这本书出来了。

    我对林贤治说，老林啊，你心里肯定是不满意的。林贤治说：这本书拿出去和别人比，还是一本不差的书；可是比他心里预期的，不够。我这本书没啥思想，在这个层面上，林贤治是不满意的，他还是希望我写的更加厚重一些、深刻一些。

    南都：贾平凹也写过定西。在之前你看过关于甘南的其他作品么？是否有过参考？

    杨显惠：关于甘南的不多，关于藏民的是有一些。四川的扎西达娃、阿来，云南的范稳，都是写藏民的，他们的写作都带有先锋写作、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而我的是一个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写了奴隶制度必然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必然建立起来，它表现了这么宏大的主题，获得茅盾文学奖。范稳的《水乳大地》则带有魔幻主义的味道，写基督教和佛教是怎么碰撞的。扎西达娃写西藏的新生活，他们对藏民的生活肯定比我了解，我是在藏区打了个游击，这跟人家没法比，没法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比较。

    如果说我的写作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一个外来汉怎么看藏民的生活。谈不到历史，也谈不到未来，就是一个片段、一个横截面，看到他们现在怎么生活。我知道我写不深。我是不想沉浸在之前沉痛的历史中。

    南都：之后你有什么创作想法？

    杨显惠：下一部，我想写我的知青生活。1965年我高中毕业，大学都没有考，满腔的热血要建设新农村，纯粹是一个热血青年进入社会。我从甘肃的兰州跑到最西边的敦煌和安溪交界的地方，当农工、售货员、农垦中学教员，这十六年的经历我都要写出来。写这个我就用不着到处跑了，只需要我坐在家里。那里面肯定要带一些对社会的思考，对我人生的思考和总结，也可能从个人的生活折射出社会的变化，希望做到这一点吧。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赵大伟

    摄影：熊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