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七千人大会”后，谢富治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在大会上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3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

谢富治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摘报》2003年5月20日刊 作者：赵明  原题为《“文革”中的谢富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地县的主要领导及一些厂矿和部队的负责人。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3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下召开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谢富治在发言中，也摆出了各地在经济困境中发生的各种严重的治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林彪于1月29日却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话与会议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七千人大会”后，谢富治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在大会上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3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3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谢富治的话里，带出懊悔的情绪：“没有看清风头。”“转”错了方向，怎么就“转”到刘少奇一边去了。

　　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副部长进行侦察工作。有关部门查阅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谢富治亲自参加了政治局讨论这个案件的会议，亲自听到毛主席对此案“放手调查”的指示。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档案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后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主持司法工作的谢富治。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

“砸烂公检法”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把矛盾指向整个公检法。她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代表时说：西城区公安分局问题严重，已经调五、六百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军队接管。

　　江青讲话后，公安部的某些干部看到传单，对江青这种讲法接受不了，就去找谢富洽。谢冷冰冰地说：江青是讲了话的，红卫兵要进来。1966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斥责。周总理讲：这是你（指谢富治）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的大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谢富治根本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公开对抗周总理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利，我祝贺你们。

　　1967年2月，公安部除了谢富治、李震、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一部分科长都被夺了权。谢富治让陈光逵（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起草一个给中央的简报，只讲情况，党组不表态，不许流露任何倾向性。大约3月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还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公安部一些部门传达了这段话。谢富治把李震和陈光逵找去，批评不应该传达这类“小道消息”。陈光逵说，这是“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发来的正式记录。谢富治说那也不能传。谢富治亲自召集处以上干部开会，硬说“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攻击“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提出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公检法。

　　谢富治紧紧跟随林彪的旨意，1967年7月28日，谢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说：公检法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授意将材料印发全国。

　　1967年11月，谢富治授意上报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汇报提纲》，诬蔑北京市公安局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特务控制”。说该局有近20％的人是“三反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叛徒、特务、资本家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正副处长、分局长87％是“坏人”，十名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毛泽东主席看到此件后严肃指出：“十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一千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半专政吧，多少做点好事吧！”

　　1967年12月17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彻底砸烂专政机关的口号是错误的。1968年2月21日江青接见天津市革委会成员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却狂呼：打倒反动的公检法！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谢富治也抗拒中央的批评，进一步部署“彻底砸烂”、“彻底改造”北京市公安局，并要“创造经验”，推向全国。随即，谢富治相继制造了许多冤案、假案，22位部级干部遭逮捕，一批干部被下放。在谢富治“砸烂公检法”口号煽动下，各地公安人员遭迫害的达3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