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为文到为人，如此分量的友情文字，沈从文似乎还未在其他人身上用过。我们可以领会，他的这些有分量的话，是真诚而切实的。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观也未可知。

青年沈从文（左）和徐志摩（右）
 

　　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29日第7版，作者：杨建民，原题：《徐志摩与沈从文：文人友情的典范》

　　一

　　1931年11月21日下午，山东青岛大学中文系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赵太侔等正在校长杨振声家吃茶谈天，突然得到北京来的一份电报：“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一时间，大家感到十分惊愕。在座的沈从文马上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一趟。

　　沈从文只买得一张三等车厢票。整整一夜，沈从文一直大睁着眼。虽然三等车厢大都是农民，他却想寻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想告诉他——一个诗人死了，徐志摩死了！随着火车碾轧的声音，沈从文想起的，是徐志摩那首标题为《火车擒住轨》的诗：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

　　是呵，“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可是，在生命之途，经人援手，而步上理想的道路，这其中的机缘，是何等神奇！对于这援手者，抱有深切的感念，是自然的。此时的沈从文，对徐志摩，正是抱着这样深切的感念！

　　二

　　1922年，在湘西当兵吃饭的沈从文，跨出了对他有着决定意义的一步——离开家乡，到北京，“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可是，沈从文似乎想得太简单了些。到北京，他本想求学，可仅有的小学学历，并不能让他考入大学，更不要说他想进的清华、北京大学了。那么，他就只好自学了。开放的京师图书馆，他一早进去，直到闭馆才出来。当时他的眼界，还在那些旧的杂书：《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之类。图书馆不开门的时候，他便呆在会馆，在没有火炉的屋里，窝进被子，看他自己带着的那本《史记》。后来为了靠近北京大学，沈从文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找到一个由贮煤间略加改造的极小房间——“窄而霉小斋”，这是沈从文为它取的斋名。

　　在这里，沈从文度过了精神上颇为丰裕、生活上极端贫困的两年时光。北京大学当时向一切人开放，沈从文就当了一名不注册的旁听生。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刘梦苇、黎锦明、陈翔鹤、董秋斯、司徒乔、焦菊隐、韦丛芜……他也听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课，甚至辜鸿铭的一段有关辫子的话，也予他以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精神上满足了，学问上进步了，可生活却困窘到了极点。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是靠着友人接济，这里蹭一顿，那里混一顿，或者，赊账：在公寓和小饭馆吃上几次。（数年之后，一次他从上海返北京，还在一家小饭馆的欠账牌上，看到“沈从文欠XX元”的字样）

　　为了生存，也为了把自己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表达出来，在这段时期，沈从文开始拼命写作。可是，对于一个学历低，没有一丁点名气的青年，社会最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向北京多家杂志报刊文学副刊陆续寄出了大量稿子，全部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这还不算，他后来还听说，《晨报副镌》的一次编辑聚会上，沈从文投寄的十数篇文章被摊在桌上，为众人奚落：这就是某大作家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的稿子，甚至因为没有邮资，连寄发出去都成了问题。这种屈辱，沈从文写进了一篇速写《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沈从文仍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的文章也渐渐零星地为几家报刊所接纳。但是，最早给予沈从文以充分认可，刊出其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最大限度激发沈从文创作信心的，竟然是先前曾奚落他的《晨报副镌》，那是在1925年10月之后。不过，当时编辑已换了人，这就是从欧洲归国未久的诗人——徐志摩。

　　三

　　1925年10月1日，在诗坛上已有相当名气的徐志摩，受朋友坚邀，出任《晨报副刊》（亦称《晨报副镌》）主编。报纸天天出，副刊也几乎天天有，这样一来，徐志摩就感到稿件有些不足。他又是一个不肯苟且的人，一般稿件，他看不上眼。所以，最初，他的办法除请好友支持外，自己也不得不大量写稿。其余不足，他当然得从来稿中间择选。这样，沈从文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经徐志摩刊发的沈从文作品，检《晨报副刊》影印本，最早应该是《一天是这样过的》。此文刊发于1925年10月21日，就在徐志摩接手办报的当月。第二篇是《夜渔》，刊发在当月26日，署名是后来沈从文常用的“休芸芸”；第三篇为《卖糖复卖蔗》，刊于10月29日。沈从文当时还主要是从个人出发，去叙写生存感受；或从经历中，抽出片段，认真描述出来，还没有突显出后来文字运用的自在和从容，可语言却由于融入了家乡特点，不是一般半生的书面用辞，算得上生动可感；从形式看，散文、小说，还有诗歌，都在尝试，《卖糖复卖蔗》就是一首叙事剧似的“拟曲”。

　　一月之中，沈从文在这家有影响的报刊连发三篇作品。而且当月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有胡适、梁启超、张奚若、刘海粟、陈西滢、凌叔华、余上沅、舒新城、闻一多、朱湘、赵元任、冰心、江绍原等一干名流，沈从文能跻身其间，想来信心一定会大大增强。这之后，徐志摩还与沈从文见了面，从沈从文那里，取去了一册稿子，这就使得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月，徐志摩一口气发表沈从文各类作品达七篇之多。对于身陷困境的沈从文，这份提携，这种见重，来得多么及时，多么重要。

　　说起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欣赏，可以举一个例子。当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刊出了沈从文的一篇散文《市集》。这篇被作者注着“故乡归梦之一”的文字，精美、细致而鲜活地描述了家乡“市集”的景象，叫今天人读去，仍觉着富有神采。非常特别的，是徐志摩在文末写下的一段文字，干脆就是“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象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将沈从文文章的自然比作“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再恰切没有了。可是，这却引起了沈从文的不安。原来，这篇稿子先前曾交给过《晨报副刊》前任编辑，署的是“休芸芸”这个笔名，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沈从文便将此稿通过熟人发表在《燕大周刊》上；另一位朋友看见喜欢，又拿去转载到《民众文艺》上；此时徐志摩再拿出来发表，已经是第三次面世了。沈从文感到有些对不住徐志摩，便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寄给徐志摩：“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糟，想法声明一下吧。”在陈述了一些事实经过后，沈从文说：“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背膊发麻的按语……”这篇短文，徐志摩给登了出来。在文章后面，徐志摩又加了一节附言，写得有趣有味，值得照引：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志摩

　　注意，徐志摩在这里虽然文字有些俏皮，可意思明白，沈从文的作品，是可以入“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之列的。不妨说，这是别一种的“志摩的欣赏”。

　　四

　　随着沈从文受到《晨报副刊》的推重，沈从文慢慢在文坛立住了脚跟。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多样文体的合集《鸭子》；1927年，徐志摩参与其间的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集《蜜柑》。

　　对于徐志摩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当然绝不能忘怀。1936年，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由衷之言：

　　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伯通先生，杨今甫先生，丁西林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其中特别提到徐志摩，那份知遇和感恩的心情，表现得再明白没有了。从实际看，徐志摩对于沈从文的支持帮助，也当得起沈从文的这番肺腑之言。

　　由此结下的友谊，在他们之间还一直在延续。1927年后，随着中国政局发生变化，政治中心向南转移，上海日渐成了中国文化繁荣之地。沈从文常发表文章的几家报刊，有的迁往了上海；出版他两本集子的“北新”和“新月”书店，也先后迁往上海；在上海享有盛誉的《小说月报》，也开始接纳沈从文的作品……这诸多因素使得沈从文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上海求发展。这成了他生活的又一大转折。

　　到了上海后，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联手，办过刊物，搞过出版，可最终没有获得成功，还欠下的一堆债务。为摆脱困境，他们决定分头寻找出路。此时，徐志摩又对沈从文伸出友谊之手。1928年，当沈从文在上海为生活挣扎时，徐志摩曾给他写信：“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可沈从文没有回北京，而觉得卖文没有了出路，又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徐志摩听到他的打算，不同意：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此时，胡适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由于徐志摩的推荐，他便将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聘请到中国公学来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当然，胡适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为了人情，这与他想改造中文教学只偏重古典，只研究理论的观念有关。他想通过有文学创作经验的老师，来提高学生对创作的感性认识和兴趣。在后来的日记里，胡适还有这样一段话：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按：即陆侃如、冯沅君）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见1934年2月14日日记）

　　沈从文后来这样说：“这个大胆的尝试（按：即启用小说家任教）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按：胡适的第一本诗集名《尝试集》）……”

　　在中公，沈从文寻到了自己的爱人张兆和。他们的浪漫故事已广为人们所知，此不赘述。不久，胡适由于试图干预政治，受到当局挤压，被迫辞去校长职务。沈从文随即也跟着离开。经胡适、陈西滢努力，沈从文去往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为救援被捕的胡也频，接下又陪丁玲送孩子回湖南老家，沈从文耽误了武汉大学的课程，便不回去，又呆在了上海。湖南之行，沈从文还从徐志摩那里借了一笔钱，作为路费。

　　五

　　1931年秋，经胡适、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又应聘去杨振声为校长的山东青岛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得到了徐志摩的死讯。

　　从他与徐志摩交往的整个过程看，尤其初期的大力提携，使得沈从文对徐志摩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孙大雨、陈梦家等，均为徐志摩的同仁，有几位堪称至友，却只是沈从文一人搭夜车去了济南，送徐志摩最后一程。

　　徐志摩去世，“给沈从文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梁实秋语）。之后的不长时间，在纷繁的情绪中，沈从文写出一首诗，来纪念徐志摩：“多少人从你有活气的生活里，/贫血的脸儿皆不免泛一点微红……活下来你是一堆火，/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焚烧。”这是说徐志摩的热情与活力。不久再起一首诗的头……可惜，这两首诗都没有最终完成，生前也就没有发表出来。一直到三年之后，沈从文才写下并发表了第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字《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前他给胡适等人写过多封信，报告徐的后事情况，促使为徐志摩出版著作，搞纪念活动等等）。文章陈述了徐志摩逝世情况后，对徐志摩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他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

　　……

　　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志摩人虽死去了，他的做人稀有的精神，应分能够长远活在他的朋友中间，起着良好的影响，我深深相信是必然的。

　　这样高度评价之后，沈从文仍感不足。之后，他又写出了《论志摩的诗》，不仅高度评价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还涉及到徐的散文：“其文字风格，便具一种诗的气氛。文字中糅合有诗的灵魂，华丽与流畅，在中国，作者散文所达到高点，一般作者中，是还无一个人能与比肩的。”

　　再之后，沈从文以给学生讲课的方式，写出又一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

　　在写作上想到下笔的便利，是以“我”为主，就官能感觉和印象温习来写随笔。或向内写心，或向外写物，或内外兼写，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方法上变化多，包含多，体裁上更不拘文格文式可以取例作参考的，现代作家中，徐志摩作品似乎最相宜。

　　徐志摩作品给我们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感情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圆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幻眩目。他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代表他作品最高的成就。写景，写人，写事，写心，无一不见出作者对于现世光色的敏感，与对于文字性能的敏感。

　　1935年12月，距离徐志摩逝世已经四年了。沈从文在自己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组织了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在“附记”里，沈从文写道：“死者的诗歌与散文，兼有秀倩与华丽，文字惊人眩目，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可以称为一朵珍异无比的奇花。”“死者那种心胸廓然，不置意于琐琐人事得失，而极忠实于工作与人生的态度，以及那种对人对事的高贵热情，仿佛一把火，接触处就光辉煜然，照耀及便显出一分生气的热情……”

　　六

　　对徐志摩的感念，一直持续到了沈从文的晚年。

　　1980年，穿过了漫长的时间隧道，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沈从文又一次复现在国人视野。这一年，他去美国讲学，见到了当年徐志摩介绍给他的朋友王际真。在王际真家里，他看到了自己当时向王报告徐志摩遇难的一封信。这又勾起了他对徐志摩的无限思念。回国后，他写出一篇动人的文章《友情》，再一次谈到了徐志摩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徐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徐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沈从文还专门谈到徐志摩的对人“纯厚处”对自己好的影响：“到我作《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对陌生作者的态度，即充分反映出他对我的好影响。工作上要求自己严，对别人要求却较宽。”

　　从为文到为人，如此分量的友情文字，沈从文似乎还未在其他人身上用过。我们可以领会，他的这些有分量的话，是真诚而切实的。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观也未可知。

　　文人之间，形成这么深厚情感的并不多，沈从文与徐志摩，几乎可作为一个典范，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