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特赦后只活了8年，就被肾癌夺去了生命，从时间看比50多年的前半生短了许多倍，而从生命的意义看，却胜过前半生不知多少倍。在我们共同生活的5年半里，我们有甜蜜的恋爱，幸福的婚姻和在病痛中互相照顾的温暖与体贴。

真诚相爱

溥仪有一次与外宾谈话时情不自禁地说：“1962年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仪出生在中围第一封建家庭，3岁登基，至此失去家庭的温暖，包括亲生父母在内的任何人面见他时都必须磕头请安，自称“奴才”。然而他也是人，有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追求家庭幸福和天伦之乐。他的这一和普通人一样的愿望正是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我以后才实现的。

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说起来也不怕大家笑话，溥仪这个人好像离不开我似的。我每次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晚上下班，也常常会看到他已在车站上等着了。每逢轮到我值夜班，溥仪都会几次电话打来，或直接找到医院，无论如何总要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待一会儿。有时拿件衣服、送把伞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来，往往要到赶末班车的时候才肯回家去。

我每次上街或外出购物，如果饭时未归，溥仪没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无论怎样晚也一直等我。政协发的影剧票，我常因身体不适而不能去观看。我不去，溥仪也不去。当我知道正是他非常喜欢的京剧时，动员他自己去看，他却说：“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不踏实。”

溥仪对我的疼爱之情，在两个单位的同事之间是众所周知的，比如我们一起出席宴会，他见我很少伸筷，便会不顾众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夹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买辆白行车，上班或购物都方便些，溥仪坚决反对。他说骑车不安全，果真买了车，他连觉也不用睡了，得急疯了。

我所在的关厢医院位于朝阳区，而我和溥仪一直住在西城区。每逢天气下雨或下雪，溥仪都不顾道远路滑，从西城到东城接我。1963年夏天，一场暴雨下来，大街小巷积水竟有几尺深，汽车都无法通行。那天我是卷起裤腿、光着脚上班的，溥仪很不放心，到了下班时间便拿了伞匆匆赶到医院，可是我已经从另一条道回了家，路上还听人们议论：“有人趟水掉进了阴沟，沟口上还横着一把伞呢！”我心里就犯嘀咕：“可别是溥仪呀！”等我慌慌张张地推开家门，溥仪果然不在，我又转身冲进大雨之中。终于在一条马路上远远地看到了他，只见他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人，正高兴地冲着我喊：“千万注意下水道口——没有盖！”原来他去医院没接到我，很着急，以为我一定是被雨截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忽然发现一处没有盖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过，从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他知道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怕我走到这里不注意而滑下去，于是，宁可张着伞守在旁边。关于这件事，溥仪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记中有8个字的简略记载：“晚，雨。接贤，贤已到家。”

我常常感冒，每次溥仪都当成一件大事，在日记上逐日记载病情的发展，护理我更是耐心周到。有一次我夜间发烧，他一宿起来五六次，摸摸我的前额，为我准备好退烧药品和开水。

凡人俗事

我们恋爱的时候，溥仪每次见面总是穿一套笔挺的制服，分头也抹了发蜡，亮光光的，给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饰、打扮。其实，这不过是遵照五妹夫老万的叮嘱，在搞对象的时候“装装相”而已。

我和溥仪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婚后他仍是阻拦我给他买衣服，总说：“小妹啊，还是少给我买衣服，够穿就行了。”平时，溥仪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有人以为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结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

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说，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粒麦子积起来，实在不容易。

溥仪喜欢吃西餐，我们有时到莫斯科餐厅或东安市场内的和平餐厅吃一、两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费，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四元钱而已。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1963年6月我们搬进西城区东观音寺新居。这里是洋式平房，我们住着两间卧房、两间客厅、一间饭厅和一间卫生间，此外还有厨房、库房、佣人房和宽敞的走廊。院落里长着松树、柏树、梨树、海棠树以及榕花树等等，盛夏之季繁茂无比。我们就在这清静、幽雅的环境里一直住到溥仪去世。

社会交往

特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

溥仪有了许多的“同事”，对他来说，这也是新鲜事。在植物园的一年里，溥仪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维鲁等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植物园主任俞德浚20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植物学，是园艺界知名专家。溥仪得到他亲手赠送的学术专著《植物园手册》以后，认真研读，写笔记，采标本，真摆出了要钻进去的架式。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早年当过红军，负过伤，立过功。他常把溥仪带到自己家里，让他从家庭藏书中挑选喜欢读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时还会拿出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与溥仪一同鉴赏，两人成了知心朋友。胡维鲁是20年代入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他和溥仪在一个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练太极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两人友情甚笃。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