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司分派给他的工作，他无须考虑自己为什么做、怎样做以及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因此，除了执行最后处决的人——即使是最后处决，也被做了精心的“距离化”处理，由最早的枪杀、坑埋改为从房顶上往屋内投放毒气——很少有人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受害者的死有直接的联系。

现代社会对理性原则，尤其是科学的迷信是大屠杀得以成功的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没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在集中营设计、毒气制造、细菌实验等方面的配合，屠杀的规模大为减小。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居然大规模地沦为暴力工具，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在鲍曼看来，这正是现代社会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现代社会开始之际，世界各国的大学及科研机构，就将价值无涉奉为科学的最高准则；知识分子从接受教育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他的唯一天命乃是追求客观纯粹的知识，凡是与追求科学相冲突的其他志趣都应该撇到一边，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尤其在科学的打击之列。正是为了“神圣的”科学事业，普朗克、海森堡、劳厄等都不同程度地和纳粹合作过。海森堡曾找到希姆莱，以确信他和他的同事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后者的答复是他必须在科学研究和政治行为之间划清界限。这话如同音乐一般飘进了海森堡的耳朵：这不正是他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于是，他得以继续孜孜不倦地指导着一个科研小组对原子弹的研制。

总之，在科层制和科学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计算原则。这使得现代大屠杀变得极为可怕。首先，由于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德反思的能力，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完成好自己手边的工作，因而每个人都有可能参与了大屠杀而不自知。其次，由于受害者也失去了道德反思能力，转而以理性原则来应对他所面对的迫害，因而受害者对迫害者的抵抗也将变得非常有限，甚至一变而为帮凶。比如，面对纳粹迫害时，以少数换多数、以财富换生存、以身体换生命，几乎是所有犹太委员会都信奉的原则，而这也恰恰成了纳粹胁迫犹太长老会的最屡试不爽的办法。而在古老的犹太教义中，上述做法是严格禁止的。如果犹太委员会能够恪守这些律令，那么无论是从肉体还是从精神上来说，大屠杀对犹太民族带来的伤害都将极大地减小。

更为可怕的是，道德反思的缺失使得现代大屠杀与传统大屠杀相比，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即手段和目标的分离。传统的大屠杀只是一个手段，一旦目的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动力。而在现代大屠杀中，手段和目的往往是脱节的，在目的已经失去的情况下，手段也会成为自身的动力。二战中，德军在战事已经相当吃紧的情况下，依然在离东部防线仅几英里的地方，制造了一系列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犹太人离奇而恐怖的屠杀事件，德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军事代价：大量的轨道手推车、发动机、武器和士兵从急需这些资源的前线中抽调出来，以服务于屠杀，而德国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涉足这片对他们来说非常偏远的地区。

当然，理性原则和科层制只是导致大屠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问题是这两个条件一旦和下面的条件结合在一起，大屠杀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激进的种族主义、强大的集权国家、战时环境。而这些因素在现代社会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诚然，像纳粹的反犹主义那样激进的种族主义或许已经不太可能，但它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如人道主义反对野蛮、理智反对无知、客观性反对偏见、进步反对退化、真理反对迷信、科学反对巫术等。因此现代大屠杀的危机并没有消除。

对二战和大屠杀的纪念与反思，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二战和大屠杀中的“罪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圣人带着一头驮着几袋食物的驴赶路，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向他要些吃的。圣人说：“等一下，我必须先解开袋子。”但是，在他解开袋子之前，累积已久的饥饿袭来，乞丐倒毙了。于是这个圣人开始祈祷：“哦，主啊，惩罚我吧，我没能挽救我同类的生命！”对于正在并且还将不断纪念二战和大屠杀的所有人来说，这个故事似乎还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