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中国历史实际，不单“封建社会”是穿凿，连“奴隶社会”的存在，也不能从史料上落实。顾名思义，“奴隶社会”即应以奴隶制为社会基本关系，但至今不论文字上还是器物上，我们都不能完全地证明，中国曾经有一个奴隶制阶段。否则，其始于何时、崩于何时，历史上会有确切的标志和概念，可是并无任何历史学家对我们能够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将一些论文编在一起，取名《奴隶制时代》，但里面论述多不令人信服。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义的诠释，某字像是奴隶情形的表现，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义等。他唯一肯定的结论是：“殷代是奴隶制”，但即使在殷代，连他自己都说：“‘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虽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我们知道，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奴隶主拥有奴隶绝不是为了用来杀掉的，如果连买卖奴隶的迹象都找不到，却以“当作牲畜来屠杀”为奴隶制存在的证据，那么中国及世界上的奴隶制不知要延续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也是“当作牲畜来屠杀”的吗？
上述分期法用于中国，十分误事，它妨碍我们对自己历史取得切实认识。大大小小十几个朝代，都扔在“封建社会”一只筐子里，史家目光所在，俱为义理所规定的“封建共性”，而各代的差异、所发生或面临的独特现实，以及朝代间问题、主题之嬗替、移易和变异，均无从给予专深的注意与研究。至今，中国历史究竟走过哪些阶段以及如何走过，比如：何时算是我们的上古、何时算是我们的中古、何时算是我们的近古，概念全无，而只有一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封建时代”。如此，中国历史循何而来，怎样走过每一步，无人说得出。
尤其那些制度和文化有变化，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出现新因素、新形态的重要朝代，我们的工作非得以抱愧来形容。比如宋代，很长时间里，它对于我们似乎只意味着宋江、秦桧、软弱、屈辱、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字眼。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孕育了变革和转型的大朝代，是预示着近古曙光在东方出现的朝代。它的意义，堪比欧洲文艺复兴；它的文化和学术，为汉代以来最丰厚、最重要，而对中国思想价值的影响，亦不逊于宗教改革对西方思想价值的影响。我自己是由研读明史，而曲折领略了宋代的意义。那些研读，屡屡把明代的根指向宋代，无论社会、文化和精神思想；明人承自于宋而为之感念的情怀，随处可见。如余怀那本写于清初，名曰“狭邪”实为文明悼亡之作的《板桥杂记》，“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这东京梦华之录，便是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然而，这样的情怀，我们今人不必说感同身受，只怕连稍稍明白也难；那是因为，明人所了解所懂得的宋代的意义，在我们这儿是几乎断线、失传了。而在义理的执着中，中国历史被隐匿和消遁的意义，当然远远不止于此。
明末的高度
顺此，我们谈谈明末。
晚近数十年，对这段历史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农民起义上；如就已发表的相关成果加以统计，以上内容的成果数量恐将占到一多半。虽然大规模农民起义确是激烈社会矛盾的反映，但当时中国历史的主脑是否在此，却要另加考量。以所知的事实，明末农民起义无论李自成、张献忠或别的人，并未提出和触及新的问题，其所诉求尽属已知历史的重复。问题在于，这是否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轨迹，或中国历史是否与李自成们一样，还处在旧的轨迹之中？
显然不是。虽从李自成、张献忠处看不到，新历史轨迹在中国却的的确确已经出现。根据有三：一、晚明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有重大而突出的变化；二、以乡绅力量的成长为背景，出现了社会再组织情形和新的社区政治萌芽，隐约有使君主集权耗散的趋势，甚至在局地事态中与之颉颃；三、思想上，明确提出了君权批判，要求权力、利益重新分配，并尝试构想和描述新的社会图景和正确的伦理。纵览二千年帝制史，不难鉴辨这三条确为革命性历史元素，足示中国历史面临大的转折和突破。
明末如此，得之两点，一是社会历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文化达到了相应高度。这里，我们尤其强调高度问题。在社会和历史质变刺激下，明末有了明确立足自我、肯定个体的个人主义私有观，以此为引导，进而有“平权”的意识，又从“平权”意识中发展出对君权、独夫的批判。将这思想脉络连结起来，最终它指向何方，对业已置身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答案不言自明。明末思想杰出代表黄宗羲，甚至能够提出全面的新社会政治伦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正当的国家，是让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的国家；应该根据这样的逻辑和原则，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面此表述，我们不能不说其与欧洲近代的思想，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显然，这才指示了新的历史主题和方向，中国的历史高度理当包容在这类社会实践及其代言者的理念中，而非那不逾“子女玉帛”的兴趣。然而数十年间，史学因突出“阶级斗争”之故，以农民战争为明末主旋，遂对其实际已达的历史高度不能见。考虑到很多人以为中国不能自发产生民主思想和精神，甚至说至今中国人仍不适于民主，就益觉对明末历史的埋没令人痛惜。
当时事，当时语
当年，同盟会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此直接取自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时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二者仅一字之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却以《赞洪文襄》一诗赠洪承畴后人：“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王宏志《洪承畴传》）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很难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规模既不在日寇南京大屠杀之下，次数更尤有过之。故尔，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用俗白的话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关键是，从同盟会口号到《赞洪文襄》，政治家眼中的历史，是这样浮如青萍。
当然，其中有一种尴尬或为难，并非不可理解。这就是历史的“时过境迁”。几百年前的敌国，如今成了一家子；从前的戎狄、夷虏，已入中华一统。其实，类似情形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不独中国遇到。且不说四五百年内的事，扯得更远些，周文王之于商朝也算是夷狄，夷夏论的始作俑者孔子赞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还不是因为他自己祖先乃是商人？所以，这种历史变迁既不足奇，更无待遮掩讳饰，只须秉持实事求是态度，古今分别论之，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否则，为着“当时”否认“现在”是自讨苦吃，为着“现在”而否认“当时”又何尝不自取其辱？在这类事实原本清楚、原则并不复杂的问题上投机取巧，似乎灵活多智，实际带来的混乱和错乱，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很难承受的。比如我们不免要问，既然洪承畴成了正面人物，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我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难道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对大清忠心耿耿么？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