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看过豫剧《七品芝麻官》的人，都对那位虽似可笑而确实可敬的县太爷唐成，留有深刻印象。不过，回头来品嚼剧名，什么叫“七品”？又为何叫“芝麻官”？不少人都不甚了了。下面就从县官的名称变化和各种别号说起。

从本书导言里，读者已经知道了，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除了春秋时一度出现过县比郡大的例外，它一直是最基层的建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看上去竟是那样微不足道，所以把“芝麻官”这个别号赠给主持县政的官员，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县官”之称，最早是天子的代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说周亚夫的儿子克扣庸夫工钱，“庸知其盗卖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累及周亚夫也被关押廷尉，绝食五天，呕血而死。“县官”的器用就是如此尊贵吗？看看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真相便可大白。

“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而在正式的官职名称上，县衙的首席叫法，倒是向来避开这个“官”字的。西周时称县正；战国及秦汉时称县令和县长；王莽代汉时，又改县令曰宰；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再回归县令之称；北宋时又改称知县；而明、清因袭不变；夹在其间的元朝则呼作达鲁花赤。由此可知，县官这一通俗的称谓，至少是司马迁以后才逐渐普及开的。说到“七品”，也有个拐弯抹角的来历：秦朝时，当官的都以所佩印绶的质地和颜色来表示官阶高低，县令一般是铜印墨绶；到了西汉，俸禄也成为区别官吏级别高低的标准，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至一千石，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魏晋时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此后几乎每个朝代都将官吏分为九品，每一品又有正、从两级，合起来便是九品十八级。隋代时京县县令为正五品，诸县令为从六品；唐朝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次，上县令是从六品，下县令才从七品；到了宋代，知县的最高品级是正七品；明清时，除京县外，所有知县均定为正七品。显而易见，由秦迄清，县太爷的流品是呈逐渐下降趋势的，俟明清时代定格之后，便有了“七品芝麻官”的通称。

别看县官的品位越往后越降格，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比如汉朝时，尽管有“郎官出宰百里”之语，有资历的尚书郎方能出任县令，但事实上真肯兴致勃勃去干县令者，多以夤缘（攀附，巴结）而得，为的是捞钱肥私容易些，并非士人所乐为。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上说，刘备领荆州时，派庞统去耒阳当代理县令，庞统到任后根本不管事，结果被就地免职。后来还是鲁肃写信给刘备替他说情，谓“庞士元非百里才也”，得给他更显要的差使干，“始当展其骥足耳”，于是一下子提拔到和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其实分析一下这段掌故的前前后后，就是号称“凤雏”的庞统看不起县官职务，而刘备亦承认做好一个县官，也不过是“百里之才”。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情况开始起变化，如晋制规定，“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南朝宋齐梁陈几代间，出过不少名县令。北魏的孝文帝搞汉化改革，亦很重视县级政权的组建，特别规定，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与此同时，对县令的俸禄也作了调整，如北平府长史裴聿和中书侍郎崔亮，论官职都比县令要高，可物质待遇反而不如，所以孝文帝特别让他们分别兼任野王县令和温县令，以示优待，在当时引起了许多同僚的羡慕（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倘若陶渊明活到那会儿，就不会发“五斗米”之类的牢骚了。不过过于优厚的待遇，又导致了另一种倾向出现：不少别有用心者开始想方设法钻营县令的位置，及至北魏末年时，“宰县者多厮役，士流皆耻为之；入北齐，其风更甚”（赵翼《廿二史NC021记》卷15）。于是再来一次制度上的更张，强调出任县令者必须是士族出身。最出名的是天统年间（565～569）那一回，朝廷将事先秘密选定的许多士族子弟统统召到神武门前，特令亲王高睿亲自“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当场分派去各地担任县令（《北齐书·元文遥传》）。

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州县一级的官职如县丞、县尉、主簿等，往往成为科第中人进身仕宦的起步之阶，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门考试从候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台省官员，从而完全实现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的用人主张。验之实际，唐宋时大多数宰相都有过在州县当官任事的经历。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是连“小鲜”也没“烹”过的人，又怎能放心让他“治大国”呢？所以得让他从“七品芝麻官”这一档次上慢慢磨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