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跪像

君不见李义府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

——白居易

1143年冬天，在岳飞一家的鲜血抛洒于杭州城的第三个年头，江南纷纷扬扬下起了雪，杭州都城的达官显贵更是忘记了战争的苦痛和羞辱，而沉浸在一片对太平盛世的吹嘘与陶醉中。秦桧先生的权势，也随着帮助皇帝实现其战略苟安的意图而渐至顶峰。

这一年，没有日食，帝国的文献官员就大吹没有日食乃是吉兆。而当彗星时常出现，早有马屁臣僚、舆论走卒上书，安慰帝国最高权柄的执掌者：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秦桧大喜，把这上书的屁精康倬先生特批为京官。

假如在一个恐怖的专制政体下，统治者连天象都不害怕了的话，那么还能害怕什么呢？

虔州的长官薛弼说木头里有文字“天下太平年”，赵构先生就陶醉于这些表面文章之中，下诏交付史馆。皇帝的喜好是专制社会的风向标，粉饰太平的各种举措和表演从此更甚，皇帝为苟安余杭，自此不复巡幸江上，却天天有祥瑞之奏。（见《宋电》）

秦桧权势炙人的时候，赵构先生更是褒奖员工有加，创造了多种奖励员工的方法：

1145年，任命秦桧的儿子秦熺为翰林学士兼侍读。4月，赏赐秦桧府第。6月，赵构亲自光临秦桧府上，秦桧的老婆、孩子、儿孙都受到赏赐。

1145年10月，赵构亲自书写“一德格天”的匾额赐给秦桧。

1149年，赵构命令绘制秦桧像，亲自做赞。

我不知道这样的荣耀，赵氏王朝的另一员工岳飞先生是否享受过？至少从岳飞传中没有看到这三条。

秦桧从1131年起开始执掌南宋朝廷的权柄，到1155年在权势巅峰中死去，历时二十余年。除了中间有几年罢相外，基本上都是在权力要冲，既得到皇帝赵构先生的宠幸，又对南宋朝廷的兴亡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秦桧在权力旋涡中摸爬滚打二十余年，能长时间屹立不倒，一定有其为官的“过人之处”。分析秦桧何以得势，对理解专制社会的本质，对反击为秦桧翻案的思潮，可能会有所帮助。让我们来看看秦桧先生是如何飞黄腾达的——

1127年，是宋国家破人亡的第二年，徽、钦二帝已经于上一年闰11月被金人掠去，留在金营。2月，金人就要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乱世风云激荡之际，秦桧先生表现出了其胆识和忠诚的一面，为其日后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埋下了良好的伏笔。

当时，留守王时雍一干屑小号召大家立张邦昌为帝，人们都吓得不敢说话，只有监察御史马伸对大家说：“我们身为大宋朝廷的员工，岂能坐视而不吐一辞？大家应该都说话，老板还是赵家人做的好。”当时秦桧为御史台长官，觉得马伸说得有理，就进献了一篇文章，大意是：

桧受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冒死争辩，不只因忠于主上，而且说明两国的利害。赵氏王朝自祖宗以至嗣君，已经有一百七十余年。以前因为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于是生灵被涡，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于军前。两元帅既然答应了该协议，也已公布于中外，而且宋国把国库都取空了，割两河地，恭为臣子，现在要变更以前的协议，我这做人臣的怎么能怕死而不争辩的呢？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怎么可以一城的丧失而决定国君的废立？

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灵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人也恨张如仇敌，若付以土地，使主百姓，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障。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秦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秦桧的这一番表白，不仅掷地有声，而且有理有据，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秦桧，简直不仅是赵氏王朝的忠臣孝子，也是大宋国的“爱国者”。

我认为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秦桧一生受赵构信赖的基石。还有什么比在赵家危难的时候对其忠贞不渝更宝贵的呢。在赵构看来，秦桧是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的。

当秦桧从敌营中归来后，赵构先生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不仅知道了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本来宰相范宗尹还要给秦桧一个冷官做，赵构先生出手大方，一给就是一个尚书的职位。

在权力场上君子与小人的较量中，往往小人有着更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君子们的原则性强，正义和良知感也强，而小人们利益至上，能投君王所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君王的利益和心理需求即可。

1138年，萧哲等人到淮安，说先归河南地，而且册封赵构为帝，再议论其他事情。秦桧想要赵构对金人行屈膝之礼，赵构说：“朕嗣守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封册。”

在军民群情汹汹，而金国逼迫的两难处境中，给事中楼炤拿出“天下居丧，三年不言”的事来给秦桧出谋划策，于是宋国朝廷定下秦桧以宰相的身份代收国书。

在国君丢脸的尴尬时划，秦桧能够放下身段，厚着脸皮，帮其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员工难道不应该得到老板的奖赏吗？！

秦桧的臭名昭著和罪恶还不仅在于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岳飞、岳云和张宪，而是其把持国柄二十余年，培植奸党，陷害了许多忠良，堵塞了天下的言路，把宋国的言论空间近一步压缩到可怜的地步。

可以这么说，秦桧不仅是奸佞小人，还是言论自由的屠夫与刽子手。

其践踏言论的罪行记录于《宋史》之中，可谓血债累累——

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贬，发配流放，都是因为言论得罪了秦桧。

张邵因为和秦桧说金人有归还钦宗及诸王后妃之意，被斥为外祠。

1144年，贬黄龟年，因为老黄以前曾经评论过秦桧。

闽、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锷有“燮理乖谬”语，剌配万安军。

太学生张伯麟曾经题壁日“夫差，尔忘越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

解潜罢官闲居，辛永宗被调到外郡，都因为不附和议，最后，解潜“流放南安死”永宗“编置肇庆死”。赵鼎、李光被流放到海岛。李光因为在藤州的唱和有讽刺秦桧的地方，为守臣所告发……

宋国天下，奴颜献媚、唱颂歌者得以升发；直言朝政、批评秦桧者被打击迫害。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专制需要恐怖”一样，不仅王权要靠恐怖维持，权臣的垄断地位也要靠恐怖撑门面。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