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蔡元培等人合影 资料图）

如果正义与否在争论之前就已决定，而不是争论的结果，则“正义”者可以有“火气”，思想竞争的方式也就异化为谩骂了。

先秦时中国百家争鸣，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赞赏的人看见了思想解放，不欣赏的人则看见一片乱象。竞争日益激烈之后，手段也逐渐向后来所谓“得君行道”方向倾斜。法家得势于秦，便鼓动皇帝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为重，则太后命儒生执白刃斗野猪；两次都吃亏的儒家，竟然能在汉武帝时大翻盘，一举确定儒术独尊的国策，两千年不变。

儒家能够长期独尊，或许因其吸取了法家和黄老的教训，对那些基本没有争正统可能的学说，并不赶尽杀绝，而是留有余地，让其喘息于边缘。尽管儒家的“一言堂”中仍有争鸣，如什么汉学宋学、程朱陆王等等，但不少人还是觉得诸子百家等居于边缘的状态实在不好，常思有所突破。

到近代中国，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对过去一家独尊的状态不满，亟欲打破之。不过，他们往往也不准备与其他主张共处，有意无意间是带着想要独尊的心态反独尊，不知不觉中透露出几许“彼可取而代之”的革命意态——其争正统的意思有时可能是朦胧的，其竞争的方式却常常是非常规的 （不论是长期受压者造反，还是外来思想挟武力入据大统，皆以颠覆而非接受既存秩序为目的）。

辛亥鼎革之后，革命派在各方面都得势。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大致都与此前的革命派有些关联。受过革命活动洗礼之人，在进行思想论争时，其心态和行为准则，或多或少都带有些不容异己的革命意态。像蔡元培那样明确提倡兼容并包的，已是少之又少。

其实蔡元培也不完全兼容，他曾直言，“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就不在容纳之列。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难得的胡适也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而陈独秀更明言，“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

问题在于，什么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愚蠢”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并无一个固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可以不兼容并包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常识之妄言。故钱玄同当时就说：对于“文选派”和“桐城派”，决不能“瞎了眼睛，认他为一种与我异派之文章”，用平等的方式与之论争，只有用谩骂之法将其骂倒。

上述新文化人的表现，隐约浮现出革命的意态。用胡适自己的话说，这些人都带着“正义的火气”。由于“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则“不容忍”和“摧残异己”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只承认自己主张正确，对不同见解皆视为错，其实就是典型的独尊意识，不过换一种方式表达罢了。

由于近代国人文化自信的丧失，再加上因革命而居正统本有些来得突然，民初新主流一方准备不足，似也未能迅速确立“当朝”心态。于是出现了社会和思想的疏离——社会存在已是强势的“当权”者，思想上仍处于弱势的挑战者状态。自信既不足，防范意识乃强，“正义的火气”遂更炽热。

这样，昔日的反专制者成为主流后，其不容异己的“专制”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独尊的儒家。而其竞争的方式，又传承了革命者的风格，仍不以常规方式与对手竞争。所谓“自然淘汰”、“愚蠢”和“毫无学理、常识”一类标签，都赋予具“火气”者以正当性。关键在于，正义与否不是争论的结果，它在争论之前就已决定了。“正义”者可以有“火气”，思想竞争的方式也就异化为谩骂了。

提倡容忍之人可以不容忍“愚蠢”者，其实比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更严厉。若人皆有罪，也人皆可以自新，至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新文化人则对其认为“非正义”者，便不以平等方式对待。正因彼此不平等，谩骂也就不成其为谩骂；骂者既心安理得，也理直气壮。

类似的革命意态被后来的“斗争哲学”所强化，形成一种新的传统，其影响迄今不衰。流风所播，我们渐渐不习惯常规的辩论方式，总希望将对方骂倒。今日不以常规方式与对手争论的现象愈演愈烈，很多时候“火气”十足者连勉强的“正义”都谈不上，就更不能归咎于昔人。毕竟传统的影响只是一个因素，我们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