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周日,我(印度《展望》杂志副编辑阿波迪)和一些朋友去加尔各答唐人街的一家餐馆用餐。这里的广东面条和辣子鸡的味道好极了,以至于我没吃到一半就想赞美店家。服务员说,店主莫妮卡·刘还没有从教堂回来。我们正在吃甜点时,刘回来了。我对她说,“你是敬畏上帝的女子,能给上帝的子民提供如此好的饭菜。”她说,“先生,您客气了。”接着,她叹了口气,小声抱怨说,“我们有很多事都要感谢上帝。我当年在集中营呆着,并进行了受洗。从那里离开后,我才走到这一地步。”
大家都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她。我也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集中营?我疑惑地问,“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难过。你曾在中国的集中营呆过?”她纠正说,“不,先生。我们是印度公民。我们被从位于印度西隆的家中带走,印度政府把我们弄到拉贾斯坦邦迪奥利的集中营。我们在铁丝网做成的围墙后度过了4年,总有士兵持枪巡逻,并总是用枪口对着我们。”
像多数印度人一样,我对1962年印中战争期间竟有印籍华人被关在迪奥利一事毫不知情。数据显示,仅在新德里,就有近3000名华人(多数是印度公民)未经审判就被送往迪奥利囚禁起来。当局的借口是,这些人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但惟一“证据”就是其肤色和面部特征。这场战争仅持续一个月,但很多人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距武装冲突整整过了5年!
在幸存者的记忆中,迪奥利是印度政府镇压、羞辱华人的象征。参与处理这件事的印度官员向我详细谈及了这件事。其中一些人是匿名告诉我相关信息和观点的。我也查阅了多种政府文件。莫妮卡提到的迪奥利集中营,前身是1852年由英国军队建立的,1942年,它成为拘押轴心国(德、意、日等)战俘的营地。1947年,军方将其移交给内政部。大量华裔家庭在1962年11月抵达后,这里仍沿用为战俘制定的规章。例如,下午5点用餐,晚上7点关灯。当印方认识到这里被关押的60%都是老幼,跟战俘不一样时,取消了这个规定。
据统计,在印中战争战时,印度华裔有6万人,而当年印度人口约4。4亿,比例如此小的华裔怎么可能构成威胁?但在当时,臆想引发了这种恐惧症。让人悲哀的是,即便过了50年,印度政府仍无悔意,也没有迹象显示会反省。现已退休的印度外长贾佳特·梅赫塔战时负责有关中国的事务,他认为,当年印度政府或许反应过度。当局担心:随着中国军队的入侵,华裔内部的“第五纵队”会破坏印度的指挥部、桥梁和大坝。
印度华人联合会的主席钟保罗(PaulChung)认为,印度须向华裔道歉,“除非印度政府认识到当年毫无必要折磨华裔,否则这个伤口怎么会愈合呢?”
印度《展望》杂志10月22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