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87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抛出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前奏的话，那么1990年7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则是彻底地结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的指导地位。

1987年初，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声称“本书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阐明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的”；“世界范围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必须采用新的政治思维”；新思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988年，戈尔巴乔夫会见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又说：“新思维不是玩弄新名词，而是理论上和政治上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提出来，就有企图用它来否定、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苏联党和国家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而作为《改革与新思维》的重要产物——“多元化”，更是直接地导致了苏联社会传统意识形态的崩溃和变异。虽然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改革是采取递进的办法――先提出“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最后才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但实质就是要放弃、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

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终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此前的党纲和党章都明确规定，苏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这次的纲领却规定“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这样一来，就为###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打开了缺口。苏联社会的信仰危机这时也达到了高潮。

首先是党内，大批党员思想混乱，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与党决裂。一名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苏联人民代表、苏联最著名的眼科专家甚至说：“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他还称，作为眼科学家，他曾使成千上万的人重获光明，而他自己却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时间里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

与此同时，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对苏共提交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79%的工人、76%的知识分子和71%的中层干部完全不拥护不关心。在全苏人代会代表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党员领导干部竟有20%落选，其中包括国家20个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苏共近80个边疆区委、州委第一书记，仅有25人在竞选中获得候选人资格，19人当选人民代表。有资料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调查机构1990年前后曾在苏联进行民意调查，有关社会主义内容的调查结果是：36%的人赞成民主的社会主义，23%的人赞成瑞典的社会主义，只有10%的人赞成苏联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而要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瑞典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抛弃现行的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信仰危机到了何种程度。这显然为后来的剧变提供了社会思想和政治基础。

其次，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还导致了大量政治派别和政治组织的出现。

戈尔巴乔夫主政前期，苏联社会非正式组织比较少，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民众也不怎么支持。但从1987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后，非正式组织急剧增加，并且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有的成为批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直接向苏共的执政地位挑战。

苏共二十八大前，仅全苏性的非正式政治组织就有以下16个，每个组织都有政治纲领。其中，有5个组织的目标是推翻苏共，6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西方议会制政体，2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沙皇君主体制，1个组织的目标是恢复斯大林体制，1个组织的目标是建立非意识形态社会，1个组织主张苏联解体。

在这些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活动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非理性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动荡。

由于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政策，导致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上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成为财富精英和民主政治精英，而绝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与广大工人一样，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到实惠，反而还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遭到生活水平下降的厄运。而生活境遇恶化，必然使其对政府和改革丧失信心，寄希望于推进民主政治走出困境。因此，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党、政治组织、社会政治运动迅速发展。有研究表明， 1986年至1991年期间的79个重要或成型的政党、政治运动和社会组织中，大多数成员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比例达到。而且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中持民主派观点的居绝大多数，占，持左翼社会主义观点的只占。知识分子的非理性化倾向也十分明显。他们认为苏联不需要过渡道路，只要直接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一步跨入民主制。

从根本上说，社会非正式政治组织的剧增，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主导地位的丧失所带来的，这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一个重复已久的道理：社会的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科学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统治地位，价值观缺失、社会政治混乱就必然接踵而至。所以，短短几年间，苏联社会上的政治组织骤增，民众的信仰就沿着危机——缺失——寻求新的精神支撑的轨迹迅速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