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汉文时任廷尉，最高司法官。其人坚持法度，耿直敢谏，言行可嘉。

　　张释之主张务实，反对夸夸其谈。一次，文帝去上林苑，到虎圈，问所饲养禽兽情况，上林尉不能答，虎圈小吏从旁代答，"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甚为赏识，要封这小吏作上林令；张释之认为不可，借机讲了一通奖务实反浮夸的大道理。他以周勃与张相如为例，引申说："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措不可不审也！"文帝认为说得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意见。言和行相比较，行最重要而且具有本质性意义。当然，言也有其重要性；也不可以理解为讷于言者必定有其实或者必定敏于行。事实上，也有许多人是既有辨才，又有干才，言行一致。但是，如果把讲得如何，乃至文章写得如何，作为评论人才的主要标准，却容易走入误区。有的领导人，仅凭一篇文章或一次汇报便将某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而不作进一步的考察，不足为训。

　　张释之执法严明公正，虽帝王家人也不容情。典型一例是：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被他追回，而且给以弹劾。这件事以文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和"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而结束。不能以今天的法律看待封建时代的事例；应当说，在当时，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样处理，也是难能可贵的。

　　张释之对老百姓执法，也能抵制皇帝的错误主张，坚持以法处理，更属难能可贵。一次，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文帝的马受惊，因而被捕。他判定给以罚金处理。文帝发怒，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好在我的马和柔，若是换了别的马，岂不要伤害我吗！怎么能只罚金了事！张释之坚持说：按法就该如此处理；法是天下公共之法，不能改动；你让我这个廷尉办案，廷尉是"天下之平",要是我不依法办事，"民安措其手足！"那老百姓岂不是没法过日子了吗？文帝听后，想了好久，说："廷尉当是也".看来有点不得已，不能不表示同意。而随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张释之判定盗者本人"弃市",不诛连。文帝大怒，认为必须"致之族",也就是要诛连亲属。张释之免冠顿首说："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的确，按封建之法，这样也足够了；张释之敢于为民请命，很不简单！

　　张释之关于霸陵的一段评论，尤其精彩。文帝到霸陵视察，对于修建情况十分满意，对群臣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都应声说好。可张释之不以为然，竟然说："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这自然是大实话：你那陵里若是有引人注目的珠宝珍玩，别说用北山之石为椁，便是把南山都封死了，也会有可乘之隙；若是没有什么宝物埋藏其间，虽然没有石椁，也不必发愁！然而他这时候这样讲，便无异于与皇帝顶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听起来，张释之似可不必顶嘴；仔细想想，其实，张不是有意顶嘴，而是在谏文帝不可奢葬。

　　史家一般认为汉文是个好皇帝。可汉文的好，也有张释之这样的敢于进言的大臣的一份功劳在内。若是没有最高司法官张释之等的进言，汉文会多犯多少错！

　　封建王朝时代，有一个敢讲真话的司法官张释之，其人其事难得，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