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宗仁用哪两件“武器”完美收尾人生？（图）

　　
　　1949年冬，李宗仁黯然去往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晚年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计划，在唐德刚协助下出版回忆录；二是在周恩来周密部署下，躲过重重阻挠，携妻取道瑞士回到大陆。李敖评价说，李宗仁“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李宗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关键的“福将”。福将之“福”，一是他个人历经战场炮火和政坛暗箭，屡次大难不死；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李宗仁及其代表的桂系，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力量，几乎总是能有意无意地做出明智抉择。他的抉择虽然有的出于派系斗争，有的是迫于时势无可奈何，但终究顺应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国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为自己留下“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身后评价。曾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认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他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没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因负担不起学费考取军校
　　
　　晚年李宗仁看到名人传记中“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的话，总觉得那是作者杜撰的。他少年时的志向，是当一名养鸭汉子，绝没想过要成为一代名将甚至“一朝天子”。
　　
　　1891年8月13日，李宗仁出生在广西桂林贫寒农家，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广西陆军小学，报到时因为没有手表迟到十分钟，被取消入学资格，第二年再考才正式入学。桂林一带重文轻武，靠当兵吃饭颇受鄙视。李宗仁考陆小，是因为这是广西质量最好的新式学堂，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陆小免学费还发津贴，这对许多贫苦孩子有很大吸引力。同时被吸引的还有15岁的白崇禧和12岁的黄绍竑，1908年，李、白、黄3人几乎同时入学。
　　
　　陆军小学是清廷为培训新式军官投资设立的。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这些学习了新军事理论、新政治思想的年轻人，转瞬加入广西同盟会，成了清廷掘墓人。十几年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少击众，联手横扫“旧桂系”。3个曾经负担不起学费考取军校的农家少年，崛起为“新桂系三巨头”。1925年夏，34岁的李宗仁稳坐头把交椅，一统广西。
　　
　　“桂系三雄”的选择
　　
　　让北伐成事实
　　
　　在那个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时代，李宗仁不安于在家乡做个“山大王”，桂系几乎是唯一自愿加入全国统一进程的地方势力。一位海外汉学家评价道：“他们(李、白、黄)觉得自己与那些被他们打败的粗野的、没有文化的中年广西军阀完全不一样，他们年轻，受过教育。”3人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使他们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情结。统一广西之后，皈依中央获得合法身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哪里是“中央”?当时的中国，北洋军政府和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大元帅府都以中央自居，从实力上看，北方明显胜于南方。李宗仁权衡之后选择了南方，选择了在他成长过程中具有启蒙意义的三民主义；并在派系斗争纷乱的广东政府内部，选择了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蒋介石。唐德刚写道：“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他们(李、白、黄等‘桂系三雄’)的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
　　
　　1925至1926年间，蒋介石忙于打压共产党，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广东政府一片内乱，无心北伐。李宗仁感到“问鼎中原”时机稍纵即逝，决定立即抽调12个团，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并赴广州游说蒋介石。这是蒋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李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蒋半天才说了一句：“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最后又支支吾吾地说：“你和他们说说看。”意思是让李宗仁去说服广东政府的其他势力。
　　
　　随后，李宗仁先后拜见张人杰、谭廷闿、程潜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均未获明确支持，最终他说动了李济深。二李在政治会议上慷慨陈词，这时广西的入湘先遣队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国民政府终于宣布出师北伐。
　　
　　1926年7月，北伐军出征时只有不到7万人，除第一军是蒋介石一手培养的黄埔系之外，其他都是难以驾驭的各路诸侯。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在北伐中表现最为突出，战斗力最强。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而七军则号称“钢军”。蒋介石对桂系既想拉拢又想削弱，一面软磨硬泡要跟李宗仁互换“兰谱”拜把子，一面把主要的战役都交给桂军去打，而他的嫡系受到保护，连军饷都比桂军多一倍。蒋桂矛盾就此埋下，此后的20多年中，这是国民党内最为主要的矛盾。
　　
　　伴随着纠结的派系内斗和血腥的国共之争，北伐军一路北上，1928年7月占领北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来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向孙中山的灵柩宣告北伐完成。仪式十分隆重，冯阎二人“频频擦泪”，蒋介石则扑到棺上痛哭。唯一没哭的是李宗仁，李觉得他们都很“矫情”，而他本人“无此表演本领”。
　　
　　不久之后蒋李冯阎同党操戈，打了整整3年的中原大战。最终蒋介石获得张学良的支持取胜，李宗仁败退广西。
　　
　　逼蒋抗日
　　
　　为“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回到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励精图治建设广西。他们发展教育，惩治土豪劣绅，对行政官员进行严格约束，甚至规定官员只许穿灰色制服，不许穿绸袍和西装。李宗仁自己也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他的胞妹曾经问他：“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
　　
　　20世纪30年代，广西是中国有名的模范省，国内外记者涌入参观给予盛赞。李、白发起建设广西运动，一是因为他们均出生于广西，对家乡怀有责任感；二是他们想让南京看看，如果贫穷边远的广西都能建设成功，那么其他各省建设不好只能说明中央政府的无能。
　　
　　在广西和中央对峙的几年当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广西与广东联合大造舆论，批判国民政府不作为。1936年，李宗仁发表《焦土抗战论》，指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李宗仁的观点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速胜论”背道而驰。7月15日，国民政府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实际上要将二人赶出广西，这一下激怒了他俩，他们公开抗命。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队围困广西，而广西也全省动员誓死一拼。桂系在舆论上占领正义立场，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广西。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蒋介石做出抗日承诺，李宗仁宣布服从中央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广州见面，这是他们公开决裂多年之后的首次见面。据当年的《春秋杂志》的记录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介石走了进来，竟然当堂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表情极其尴尬，而蒋介石则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始终有论调认为，李宗仁率桂系与国民政府陈兵对峙，是“假抗日，真反蒋”。李宗仁当时的动机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但他确实是“逼蒋抗日”最稳定、最坚决的力量之一。“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军阀动摇观望之际，李宗仁等16人通电全国，态度鲜明地主张和平解决兵谏，建立抗日政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宗仁在两个月内便在广西装备了4个军共48个团配备齐全，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广西“建设运动”多年储备的资本和能量，让日本人惊讶。日本的媒体曾经这样报道：“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彪悍的军队，能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它蹂躏，都是徒然空想。”
　　
　　指挥“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挥了徐州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他一生辉煌的顶点。作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大捷，这场悲壮的硬仗超越了政治界限，对整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振奋意义。
　　
　　台儿庄一战，国军损失3万歼敌1万，是血肉之躯拼出的“惨胜”，有人认为在战术上并无值得夸耀之处。其实，李宗仁指挥一支“杂牌军”浴血奋战本身就是令人称奇的战术。当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回忆这段往事不无得意：“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派系林立各自为政，一直是国民党军队最令人头疼的难题。对这一难题，蒋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把非嫡系的部队推上前线，一边御敌一边削弱异己。李宗仁与之恰恰相反，他总是派自己的嫡系打前锋，对其他派系的部队在军饷补给上尽量公平，甚至给予特殊照顾。
　　
　　李宗仁字德邻，时人敬称他为“德公”，这算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呼。蒋处事虚实难测，李为人宽厚实在，性格差异决定了在政坛上李一生都不是蒋的对手，但在战场上，德公的宽厚使他具有凝聚人心的特殊能力。“杂牌军”在其他战区龟缩不前，而独在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不惜血战到底，也就不足为怪了。
　　
　　台儿庄捷报传来，民心大振，人们纷纷上街欢呼、放爆竹庆祝，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的喧闹声，面露不悦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随后的武汉会战，李宗仁名义上是会战实施长官之一，实际上已无实权。
　　
　　酝酿多年的落叶归根
　　
　　1943年9月，李宗仁从第五战区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明升暗降。抗战胜利后，又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主任。一代名将从此基本与沙场绝缘，走上了权力斗争之路。1949年1月，李宗仁终于迫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下野，他当上了代总统，可是根本没有实权，就算有实权也无法挽回国民政府的大败局。
　　
　　1949年冬，李宗仁黯然去往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晚年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计划，在唐德刚协助下出版回忆录；二是在周恩来周密部署下，躲过重重阻挠，携妻取道瑞士回到大陆。李敖评价说，李宗仁“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1965年，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关口，李宗仁“突然回国”震惊世界，其实对他本人来说，落叶归根一点都不突然，他已酝酿多年。本质上，李宗仁自始至终是个民族主义者，当他看到在中共领导下，新中国实现独立统一，完成了他和同人“革命”一生的目标，他自然对祖国十分向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到处给亲友打电话报喜。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唐德刚写道：“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宗仁夫妇。毛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李宗仁答：“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在他回国之前，周恩来托人“务必转告国内实情”，告诉李宗仁国家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这不是使他失望，也不是条件，而是言之在先，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李宗仁也许早有这样的准备，解放初期的广西土改中，他3个妹夫和1个妹妹被当做大地主枪毙。多年后人们问起此事，李宗仁回答：“过去我们也杀过共产党，现在不要去记仇了。”
　　
　　李宗仁回国第二年，“文革”爆发。在周恩来力保之下，李本人未受直接冲击，他看到那些曾是他对手的共产党人成了动乱的牺牲品，部属旧友也大都被揪斗。李宗仁私下说：“也许回来得不是时候，但我自己选上的道路，我是要走下去的。”
　　
　　1969年1月，李宗仁去世，他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留下遗言：“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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