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统计了上海《申报》（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报》（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当祖国正全力投入到恤邻救灾的感人气氛中时，那位死里逃生的温州华工黄子莲，在七丁目再度被日本"青年自警团"发现，并捆绑起来。命悬一线时，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大声求救。警察将他救了下来，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地名）集中营。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

　　东京屠杀

　　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他才知道，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瓯海潘瑞发回忆说："我们3人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陈崇帆回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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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参阅《中国经营报》2月28日"先锋话题"《喋血吕宋：中国海盗挑战西班牙》）、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财物均被抢劫一空，尸首或被抛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毁。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实际上，除了对华工下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三百八十人"在回国后给"全国各报馆转全国父老昆弟伯叔姊妹"们一封公开信，极为悲愤地介绍了他们的受难情况：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在最初的死者名单中，并没有一个日本人十分忌惮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来自长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扞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王希天的死讯，直到1975年才得到证实。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

　　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对王希天还存在相当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这天，他写道：

　　"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我们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自行车就归六中队所有了。"

　　次日（10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就这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

　　负责执行这次残杀任务的是垣内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前已经当到了对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临终前确认了斩杀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记发表前2年（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长期失踪的王希天已经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掩盖真相

　　1923年10月5日，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个月的黄子莲，终于与其他老乡们一起，可以释放回国。10月8日，这些满身伤痕的华工们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看到码头上欢迎他们归来的温州旅沪同乡会和上海协济日灾会，无不痛哭失声。至此，日本人残害华工的事件公诸于众，舆论一片哗然。

　　10月18日，中国驻日代办张元节回到上海，还带来了一个"超政府、超党派之纯粹代表日本国民"的日本谢赈团，计划到大连、奉天、天津、北京、洛阳、汉口、南京、杭州、上海等处巡回答谢。

　　当日，张元节与日本东方通讯社理事水野梅晓、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欢迎大会。在会上，面对舆论的质疑，张元节与两位日本人一道为日本开脱。从日本死里逃生回来的"共济会"总干事王兆澄质问他："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既然是合法登记的社团，那王希天"失踪"一案，中国使馆为什么不作为？华工被难后，中国使馆为何不进行调查？曹锟所捐献的救济旅日华工的款项，为何工人始终未得分文？张元节当即语塞。

　　欢迎会上的交锋见报后，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民众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