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阅读村上春树一直有两条途径，一个出自日本，包括老牌的日本文化人指责他的文学压根儿找不到日本元素。另一个来源于中国，因为他的文学太火，火得甚至可以无视日本其他作家的存在。这样的途径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了一个相当大的差距，村上春树的面孔可以被解读成两个模样！

　　至于村上春树，一个迎来了六十岁的职业小说家，一个充分把握了自己，坚持写作就像每天坚持长跑一样跃跃欲试，把瞬间的想法逐一压进自己的小说，类似这样的日本作家也许是奇特的，难怪有人称他是日本当代文学的康德。据说，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是一个讲究生活规律讲究到底的人。每天定时必然走过小广场的传说已经变成了他的哲学符号，就像村上春树的长跑已经替他的小说打上了招牌一样。

　　同样还是村上春树，最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上的讲演引起了公众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朝日新闻》以《村上春树的真实》为标题，称这次讲演是一次破例，而且将有可能变成村上文学的转折点！

　　不可否认，村上春树此次获奖的时机很糟糕，因为正值以色列刚轰炸完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造成了大量无辜市民的伤亡，其中包括了老人与儿童。面对这样一个政治的角斗场，村上春树一反以往的所谓"小资风格",突然变身为一个敢于挺身而出，并且猛烈抨击以色列的小说家。他的讲演开场如下：

　　"晚上好。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我是作为一个职业的写谎话的人来到了这里。当然，小说家们不是唯一说谎的人。众所周知，政治家们也说谎。外交官和将军们，还有汽车推销员、屠夫，和建筑师一样都是说谎的人。然而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谎言不同，因为没人指责他的谎言不道德。小说家的谎话越大，越把谎话讲得精巧，谎言就会被创造得越像天才之作一样，大众与评论就越会赞美他。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村上春树把这个理由归结为"小说家可以将真相放到一个新的场合从而让它显得更为清晰"以后，直接面对台下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以及六百多名来宾这么说："然而今天，我不想撒谎。我要尽量诚实。一年之中，我仅仅只有几天时间不会讲谎话，而今天碰巧就是其中的一天。所以请允许我告诉你们真相，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有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了，他们就会抵制我的书。这所有的原因当然在于加沙地区发生的激战。联合国报告说在封锁的加沙城有上千人身亡，其中很多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子和老人。从得知获奖之时开始，我就问自己，在这么一个时间内去以色列领取文学奖项是否合适？是否会给人带来我只支持冲突某一方、赞同某国以势不可挡的武力而制定的国策的印象。当然，与此同时，我不希望看到我的书遭到抵制。最终，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来到这里。我作此决定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多的人建议我不要到这里来。"[全场笑]

　　根据现场采访的日本记者的报道，村上春树是用英语做的讲演，他的态度十分坚定，虽然跟佩雷斯总统一起进入了讲演大厅，但在讲到上述内容的时候，他的目光是对着佩雷斯总统说的。于是，在这样一个气氛中，村上说出了以下的话：

　　"在一面高大而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蛋之间，我永远会站在蛋的一边！无论墙有多对，蛋有多错，我都会和蛋站在一起。炸弹、坦克、飞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墙。而那些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中。这是我的比喻的意味。 然而它又不是全部。它还有更深的含义。你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而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个灵魂被一个脆弱的外壳覆盖着，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我们每一个人，或重或轻，都在面对一面高大而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体制（The System）。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可有的时候它却有了生命，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开始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整个讲演到了最后，村上春树开始向世界呼吁："我今天只有一个信息希望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的墙的一个脆弱的蛋。我们没办法赢。墙太高大了，太强大了，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端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信念，来自于从我们的灵魂的联合中所获得的那种温暖的信念。请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这个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脆弱而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一无所有。我们不应该让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体制有它自己的意志。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

　　耶路撒冷文学奖创办于1963年，每两年颁发一次，主要表彰的对象是探究文学与人类自由、以及人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作家。卡夫卡、加缪和博尔赫斯都曾经是这个奖项的得主。

　　据说，村上春树获奖后的个人感慨是自己步入了六十岁，而父亲于去年以九十岁的高龄获得了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