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伙盗墓贼利用自制工具盗掘了上海天马山上几处古墓的新闻再次让相关话题热度上升。其实，从4月扬州隋炀帝墓的真伪之谜，到5月南京疑似南朝陈文帝陵发掘的争议，直至7月洛阳“发现疑似李煜墓”后又澄清等，围绕墓葬的相关话题一直是今年公众视野中的热点。然而，对相关知识的缺乏了解，不仅令很多人在讨论过程中无的放矢，更对盗墓小说信以为真。为此，本报特约辽宁师范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教授刘俊勇撰写系列文章，揭开中国墓葬的神秘面纱。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分层与文明曙光的出现；商代墓葬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对立。为何至今没有发现一个确定的西周王陵？西周墓葬有何特点？礼制是如何发展并完善的？

　　周王陵不封不树，探寻困难多异议

　　商代王陵已确定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西周王陵在哪里？据《周易》、《汉书》记载，周朝王陵不封不树，即：地面上没有明显痕迹，也没有栽种树木，这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诸多困难。清乾隆年间，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经过考证，曾对周原境内（今陕西宝鸡扶风县与歧山县交界处的北部）相传的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和附近的穆王姬满、宣王姬静及周公姬旦、太公望、鲁公伯禽等人的墓葬逐一树碑立记，但经后人考证多有异议。

　　解放后，考古部门经过多次勘探试掘，在周原境内发现大批西周墓葬，但大多是中小型长方形竖穴墓。作为周王朝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宗庙所在地，周原应有王陵，但多年考古没有重大发现。

　　2004年2月，有关部门对周原遗址进行普查时，在周公庙风景区发现一处两周时期最高等级的大型墓葬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周公庙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钻探，共发现9座4条墓道大墓，4座3条墓道大墓，还发现车马坑13处。许多专家判定9座4条墓道大墓和4座3条墓道大墓应是周代王陵。因为只有周王，才能享受到这么多条墓道。甚至认为这里要么是西周13个王，要么是周公旦及其子孙。也有专家认为这些带4条墓道的墓葬规模普遍偏小，不大可能是王陵。尽管意见不统一，但这毕竟为寻找西周王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合族而葬

　　现已发掘的西周墓葬制度基本上承袭商代。除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没有墓道，其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差别。

　　族葬制是西周诸侯国墓葬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西周实行的宗法制使得宗族关系强化，人们不仅生前聚族而居，就连死后也要合族而葬，这就形成了族葬墓地制度，即“公墓”和“邦墓”.

　　所谓公墓，是天子及其同姓的墓地，即“王之墓域”;所谓“邦墓”,是国中庶民的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属于“公墓”,它以8座大型墓为主体，中、小型墓及车马坑散布其间，而且墓域没有打破现象。这大型墓是卫国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周围的中、小型墓则是卫国国君的宗族成员墓葬。这处墓地墓葬规模有大有小、墓位排列有尊卑贵贱之分的墓地就是诸侯国公室的“公墓”.

　　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墓地，目前已公布发掘了756座西周墓葬。这些墓葬之间几乎没有相互打破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时期的，由此可见这些数量众多的小型墓葬也是经过事先规划安排的。以4座大墓为中心分布的墓葬是井叔家族墓，是几个不同世代的井叔墓，而规模最大的那座可能就是第一代井叔的墓葬。井叔其人见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其中的一位井叔，根据传世的曶鼎等青铜器铭文，可以推断是周懿王时期的重臣。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可以推断张家坡墓地埋葬的是西周一代居住在丰镐的井叔家族及等而下之的若干个家族的国人墓葬，也就是“邦墓”.

　　棺椁等级严格，天子九鼎八簋

　　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有专家结合考古发现，认为“天子棺椁七重”应为“三椁四棺”,“诸侯五重”应为“二椁三棺”,“大夫三重‘应为”一椁二棺“,”士再重“应为”一椁一棺“.考古发掘证明文献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

　　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簋与鼎搭配使用，与此相应，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的虢国太子墓是两周之际的墓葬，随葬的就是七鼎。虢国国君季墓随葬的是七鼎六簋，与其身份相符。

　　西周的礼制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早期这种制度并不完善，如近期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大墓出土青铜器共计19鼎12簋。这座大墓应是一座西周时期的曾侯墓，如按周礼规定，该墓只能随葬七鼎六簋。但这位曾侯死时列鼎制度尚未最终形成，还属草创时期。直到西周中期，礼仪制度才得以确立。春秋至战国早期，这种礼仪制度尚能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