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诞辰115周年，三晋出版社以寓真先生的新着《张伯驹身世钩沉》的出版，引动了人们对张伯驹先生的再追怀、再思考。

　　张伯驹一生有数次关键的遭遇和命运转折，30岁随着父亲政治上的失败，彻底放下在军政界作为的企望，开始留意文物收藏；43岁在上海遭绑架勒索，财力精力元气大伤，幸赖潘素全力解救，之后流寓西安，在后方广泛交游、填词唱戏、创作喷发；1952年接连遭遇王韵缃起诉离婚、张家芬起诉分产业的官司纠纷，为护住国宝，他宁可卖掉房产满足诉讼要求；最后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陆续自愿或不得不自愿地捐赠《平复帖》等价值连城的字画给博物馆，彻底成为无产者——这一次次遭遇都是促成张伯驹人格品行塑造的关键点，而每一部分的写作，都可以看出作者必会捉住最源头的关系、最直接的材料才落笔。

　　三桩家庭官司，也是作者利用档案写出优势的篇章，较之父亲张镇芳，更可读了几分。作者同情张伯驹为应付家庭纠纷，不得不分出大量精力和几乎所有财物的窘境，难得的是他没有仅仅站在传主的立场上单向度地简单处置材料，他辨析诉讼档案中传递出的各种信息--大家庭里被视为生育工具的女性，没有经济来源和活动的自由，张伯驹们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作者在这两三章里几乎逐条剖析评判三次起诉、答辩与判决，他告诉读者，就这个案例所见，上世纪50年代的法庭工作，简单却不失人性，张伯驹虽然是名人，也算占理更多的一方，法院仍然考虑了女性的实际生活，而没有获得完胜的张伯驹也完全尊重判决。

　　在张伯驹与张家芬的分产诉讼章节中，作者还特意写到终审法官韩幽桐，虽然缘起是感佩从年轻时就一直敬仰的当代法学家，但落笔却表达了强大的学术理性与学术理想，他阐发梁启超总结的先民发明的法理，“即我国传统的法文化，其中深含着法治主义之元素”;“对于韩幽桐这样的专家来说，法律文化已深入于其心中。即使在无法可依的时期，即使在裁决书不能明确引用法条，而实际上是传统的法治影响在发生着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法律界尚有这样一批专业人士……经过一场 ‘文化大革命',许多人直觉地感到了法治的重要，但是并没有进而去研究法律文化的意蕴。”这部分精彩多多，作者自言是“一番牢骚语”,如此专业而有寄托的牢骚，似不可轻轻放过。同样，由张伯驹上世纪50年代捐献文物的清单谈起，作者专辟一节 “文物捐献，特定环境之反思”,辅以两桩亲历的案例，反思文物捐献中的法治缺失、国家文博机关征集民间收藏的政策和智慧缺失，此类基于专业的深入思考，对当代中国社会法治与民主建设多有期待和建言，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过去我们只知道张伯驹就等于中国神品文物的守护神，而寓真先生的《张伯驹身世钩沉》，却告诉我们张伯驹还是法的精神逐渐溃败后的一个历史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