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首部全景展现伟人毛泽东生平的大型史诗电视剧《毛泽东》正在央视热播。该剧用全新视角展现毛泽东从韶山出生、读书求学、参加革命到建立国家、治理国家波澜壮阔的一生。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有着辉煌业绩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着名的诗人、词人。

　　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在诗词中充满冲天豪气，不过他后来也曾自我总结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一些情诗，恰恰表现出典型的婉约风格，1923年12月写下的《贺新郎·别友》又可谓其中的代表作。不过，这首情词中所写的“友”到底是谁呢？

　　《贺新郎》在1978年发表，随之出现疑问

　　毛泽东启蒙就学时便很喜欢诗词，直至80岁时还在动笔写诗，可以说诗词伴随了他的一生。在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几十载峥嵘岁月里，毛泽东写下过众多诗词，而且与同时代的文人一样好写旧体诗词。

　　毛泽东去世前，一般人能读到他的诗词只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39首，即1964年出版的37首和1975年又发表的2首。毛泽东去世后的两年后，他所写的一首《贺新郎》于1978年9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并说明是1923年时写给杨开慧的抒情词。当时发表的全文是：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贺新郎》发表后，读者纷纷赞美全词的意境颇有古代“长亭送别”的风格。不过有些专家感到其中“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词句不像是那个时代的话语。因为1923年以前的毛泽东没有可能表述他在60年代以后那种热度非常高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从全词起承关系看，这一充满了“扫寰宇”般“革命豪情”的词句同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不相符。经历过那个特定年代的人，会感到这两句明显带有“文革”印记，于是有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1923年所写？

　　对此疑问，了解毛泽东写作风格的人后来说明，这位领袖对过去的作品总在不断修改，对自己的诗词多年后仍对字句不断推敲修正。“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两句，恰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加上去的。

　　对这首《贺新郎》，毛泽东又体现了少有的重视，在1961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鹏，叫他好好保存。1973年冬天，毛泽东在重病缠身时又让人拿来12年前的原稿，反复斟酌加以修改，最后又将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并注明是1923年12月所写，交给了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

　　看到“别友”这一标题，再看一下毛泽东标注此词写于1923年12月，知道作者生平的人仔细琢磨后又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这首表现男女离别的情诗是写给谁的？1920年末毛泽东同杨开慧已经结婚，至1923年12月已生下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儿子。写作时一向用词严谨的毛泽东，此时称呼杨开慧明显应该用“妻”而不应用“友”.这首词中描绘的那位“热泪欲零还住”的美丽倩影，即“人间知己”的“友”,自然应该是一位女朋友，那么她到底又是谁呢？

　　陶斯咏系新民学会时的女友，应是“别友”对象

　　1978年9月发表词作《贺新郎》之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过去神化领袖的习惯还存在。当时按照传统理解，已婚两年的毛泽东写下的男女告别情词自然被解释为赠给杨开慧。

　　但有些历史当事人如易礼容就不以为然。

　　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易礼容，曾同毛泽东、陶斯咏一起参加新民学会并且相互熟悉，在1921年还参加创建了共产党长沙小组。看到这首《贺新郎·别友》后，他便对该词是赠给杨开慧的一说提出异议，认为可能是写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和新民学会时的女友。她生于1896年，原籍湘潭，于1916年考入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着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因思想开放激进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在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中，出色的女生有陶毅（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三人。她们后来也都是国内知名人物，陶斯咏成为一位教育家，曾在湖南开办学校，却不幸于1931年早逝。

　　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期间，曾同陶斯咏交往密切并有过很深的感情，毛陶分别时在几年间也有书信来往。2007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恰同学少年》这部电视连续剧，便向全国观众揭示了这段往昔佳话。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国内拍摄并播出了多部电视剧，里面一再出现了陶斯咏的形象，已经广为关心毛泽东生平的人所知。包括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毛泽东》，里面也有陶斯咏和毛泽东共同创办文化书社的镜头。

　　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挥斥方遒”的高才书生，在长沙城内是人所瞩目的俊杰，年龄又在二十多岁，有丰富的感情生活才是正常的，只是过去因神化领袖避而不谈这些。其实若如实地讲述毛泽东年轻时的情感过程，不会有损他的形象，还能让人看到这位年轻时即有名气的“润之先生”真实的人生经历。

　　“书生意气”时毛泽东的难能可贵，在于个人情感能服从于追求的理想。在新民学会的多次讨论中，陶斯咏主张“教育救国”,她虽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却不赞成也不愿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毛陶之间由于有家庭和政治追求不同等原因，有情人最终未能成眷属。

　　1918年9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北京，经第一师范时的恩师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据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回忆第一次北京之行时所说，“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

　　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随后杨夫人携女返乡，杨开慧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到长沙上中学。此时毛泽东已回长沙主持新民学会的工作，毛杨二人也明确了恋爱关系。据李淑一回忆，这时毛泽东曾向杨开慧写过情诗，即现已收入诗词集的《虞美人·枕上》。不过杨开慧当时的嫂子、杨开智的妻子李一纯（后来又曾先后嫁过李立三、蔡和森）看到毛泽东同陶斯咏仍有来往，直接问他到底是喜欢“霞姑”还是陶毅？毛泽东马上向杨开慧这位性急的嫂子说明，心爱的人只有霞姑（即杨开慧）。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