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且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多，纪登奎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政坛上红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 ”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 ”并说“挨点整，有好处。 ”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 ”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 “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这一切，都起源于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 “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了纪登奎的外号。这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严厉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非常正常的。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历经沧桑、劫后余生的老干部都对纪登奎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说：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 ”纪还说“大学4年没有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不客气地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反陈老总的逆流，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程子华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谭震林、陈漫远、姚依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与“四人帮”之间：追随和矛盾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帮”不可一世。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与 “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正因如此，许世友甚至说纪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据 《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 ”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纪登奎对“四人帮”确实有所追随。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 “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
纪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风等方面与“四人帮”确实有不同之处，后来“四人帮”也把纪登奎视为异己，有时不仅排斥他，甚至诬陷他。所以，有人说“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纪登奎与“四人帮”产生了一些矛盾。
江青公然诬陷纪登奎是 “苏联特务”,这个“帽子”的性质和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反映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怨恨。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与江青的矛盾自然进一步加剧。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由于纪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又兼任一段时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所以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常有接触。纪登奎曾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纪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国后20多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其进退沉浮的传奇经历，让人至今思来仍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