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汪兆铭（精卫）、朱执信等人在广州组织群智社，宣扬民主革命。图为1904年群智社同人合影，其中祖籍浙江后为番禺捕属者有后排左一的古应芬、左二的朱执信、左三的汪兆铭和右二的徐信符
广州的豪贤路，1930年代开建，长820米，宽12米。时至今日，豪贤路是广州为数不多基本保持原来宽度的马路之一，走在豪贤路上，只见两旁停满了汽车，令本不宽敞的马路显得拥挤，但也许很少人知道这条窄窄的马路自明朝以来住过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或是文人学者，或是社会名流，都在豪贤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黎遂球及方国骅
豪贤路，明代叫濠弦里，因地近东濠，又叫濠沿里。濠弦里有白衣庵，那是1600年由番禺知县黄鳌兴建的庵堂。1602年，着名诗人黎遂球在濠弦里出世。起初黎遂球父亲黎密在乡下生了好几个女儿却无男丁，有风水先生指点黎密搬入省城居住为宜，黎密在濠弦里住了两年，黎遂球出世。黎遂球几岁的时候，一天与小伙伴游戏，突然发现住家东边的井水溢出井外，后来听大人说是因为附近一金姓院子水池里有蛟龙出现所致。母亲叫黎遂球不要到井附近玩耍，不久黎遂球祖母得了重病，吓得大家赶紧搬回乡下住，黎遂球也跟着母亲去了外婆家。1630年的一天，黎遂球回濠弦里，他发现该井依然如故，想起当年父母为了全家安全而搬迁，不胜感叹。黎遂球翻阅书籍，书里说若井水涌沸是寓意吉祥，并非有什么倒霉的蛟龙。于是黎遂球搬回濠弦里，他在自家顶层建一莲须阁，又因为黎遂球和儿子在楼上读书，其诗文集名为《莲须阁集》。1640年春，黎遂球到了扬州，适逢当地以牡丹为题征集诗歌，黎遂球即席咏诗10首，力压群英得了第一，被誉之为“牡丹状元”.一连三天，黎遂球在扬州披红戴花骑马巡游，接受庆贺。当他返回广州时，近千余人到郊外迎接，珠江上有数十艘楼船画舫，人们载歌载舞，成一时佳话。后来黎遂球在濠弦里再建一阁来藏书，并在前面小路种植桃、李、柳、桂、蕉、兰等植物，黎遂球说在此地临窗北望便可见到越秀山上朝汉台，娟翠鲜姣，相对如笑，因此他将此楼名为晴眉阁，并撰《晴眉阁记》。
明末抗清志士方国骅也曾住在濠弦里。清初大军南下，陈子壮、陈邦彦等反清复明，南明翰林院庶吉士方国骅亦列其中。方国骅在濠弦里的住宅名为“濠弦草堂”,方氏有《梦还濠弦草堂》诗云：“草堂昨夜梦，了了见茅屋。画壁存龙蛇，去向月痕读。破瓦盈蛛丝，短檐巢小鵴。直指当年题，日色照离陆。侧户履花寮，兰芷香若馥。厨烟凌高霄，庶妇羞香蔌。出还理邺架，恍惚昔万轴。细雨湿庭阶，父老相过逐。予亦冠带迎，樽罍走童仆。山鸡觉蘧然，往事千行哭。”方氏笔下的濠弦里是一条小巷，经历烽火战乱，这里颓垣败瓦，满目疮痍。
浙江山阴汪氏
清代，人们因濠弦里出了个黎遂球而感到自豪，干脆将“濠弦”改为“豪贤”,叫做豪贤街。道光以后，不少浙江的文人学者南来广东，他们大都以入幕为生，广州人称幕客为师爷，叫他们做“浙江师爷”.浙江师爷数来自山阴县汪氏最有名气，古人做师爷亦为生活所逼，用他们的话便是“以饥驱之故”,离乡别井，寄人篱下，历尽艰辛，如汪琡“直至七十岁的高龄仍不得不自己挣钱养家”.山阴汪氏最早入粤者名汪伦秩，他在1769年出任广东长宁知县，卒于任。汪伦秩三子汪炌随父来粤，他先后充任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和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道光初年入幕广东按察使司。自汪炌以后，其弟汪金鉴、子汪鼎都做过师爷，汪鼎在道、咸年间于广东顺德、清远、信宜、南澳等地为幕，顺德知县陈遇隆对汪鼎十分赏识。汪鼎长兄汪琡，即汪兆铭（精卫）的父亲，同、光年间先后在东莞、三水、曲江、陆丰、英德等十多个县做师爷。汪鼎的儿子汪瑔，自幼随父来粤，1875年，汪瑔入籍番禺捕属司，他是汪氏第一个入籍本地的，入籍是为了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清咸丰年间，汪瑔在广州、东莞、英德、潮州等地游幕，曾担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张树声和曾国荃的幕僚。汪瑔侄、汪兆铭的长兄汪兆镛，他自少跟随汪瑔习经论史，1889年中举人，他曾在顺德、遂溪县和两广总督岑春煊手下充当幕客，后由岑保举，以知县分发湖南，兼幕客、举人、知县于一身。
汪氏入粤，四处游历，住无定所。光绪年间，汪瑔搬入豪贤街，自榜其居“随山馆”,他写了一词《水调歌头·移居》，并有注释说：“黎美周莲须阁在豪贤里，其故址今不可考，要距敝庐不远也。”汪琡原住天官里（今法政路一带），汪兆镛也在那里出世，后搬到豪贤街天桥脚的住宅，20多年过去，叔伯兄弟，结婚生仔，人口众多，拥挤不堪。1902年，汪兆镛再买下一宅（豪贤街67号），当时汪兆镛感叹曰：“辛苦了几十年才可以自己住开，正如韩愈所说‘辛勤有此庐’啊！”
朱氏、徐氏及陶氏
清末，豪贤街成了传播进步思想、反清人士的聚居地，这与他们的捕属身份有关，着名学者马国维说：“凡籍番禺捕属者，均外省游宦之后，因无田产及商业，舍读书求上进之外，别无生活。是以番禺捕属人才众多，孙中山革命，其助手若胡汉民、朱执信、汪兆铭、古应芬、许崇智等均捕属人也。”当年从豪贤街走出来最有名气的应是汪兆铭，1910年汪兆铭在北京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烈诗句。除汪氏外，豪贤街还住着朱氏、徐氏、陶氏，他们均入籍番禺捕属。朱氏来自浙江萧山，即朱执信前辈。朱执信的祖父在广东当小官吏，其父朱启连19岁随汪瑔学习诗词，后娶汪瑔女为妻，入赘随山馆。朱启连也是一位师爷，久任广东按察司幕僚。徐氏原籍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五代为幕，徐灏以名幕参与粤桂政务，擢为道员。其子徐绍桢在两广怀远、昭平、苍梧、肇庆、桂林等地游幕，1921年后任广东省长、大本营内政部长等职。徐绍桢堂弟徐绍棨（信符）住在离豪贤路不远的状元桥，1928年开筑小北路，民居退缩，徐信符在建“南州书楼”（小北路120号）藏书，成了大藏书家。陶氏祖籍浙江会稽陶家堰（今属绍兴），清末大学者陶福祥、陶邵学属此族。陶福祥曾任广州学海堂学长、广雅书局总校。陶邵学是光绪进士，授内阁中书，返粤后主讲肇庆星岩书院，与朱启连交往深厚，1899年朱氏病逝，陶邵学撰《朱君家传》、《朱君启连传》，并为其出版诗文集。
原籍浙江人士及其后裔住在豪贤街，同乡之间同声同气，其子女相互许配，亲上加亲，除朱启连娶汪氏外，汪兆镛娶浙江山阴徐鉴清之女，朱执信的二女儿嫁给汪氏，而徐信符两任妻子分别是朱氏（执信之姐）及会稽陶氏之女。朱执信从小跟舅父汪兆铨读四书五经和算术，汪兆铨让他和汪兆铭帮忙整理古籍，不时随手拿起一本古书提问他们，朱执信都能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朱氏后人回忆说，他们祖辈一向住在随山馆，朱执信逝世后，古应芬在他的家（今仓边路56号）后面为朱执信妻儿购置一房屋，还特别开了一个横门让两宅可以通过，而马路对面即是随山馆。
富商伍哲夫（即伍家诚，陈融女婿）也住在豪贤路，他的住宅名文园，又叫伍家诚公馆。1936年1月，胡汉民从欧洲回国，由香港乘搭西安轮船返抵广州，因新河浦的胡公馆未修建好，女儿胡木兰陪胡汉民前往文园下榻。后来一段时间每逢周六下午，胡汉民在这里宴客，每次备酒菜五六围，其时文园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清代大儒陈澧的孙子陈庆贡曾住豪贤路81号，陈庆贡，字仲献，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在广州的法政学堂任教。
汪氏住宅的逆产是非
1911年，汪兆镛避地澳门，后他来往于省港澳，并将豪贤路的住宅交由四姨太掌管。汪伪时期，汪兆镛的四儿子汪宗准当过财政厅长，抗战胜利后，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张启洪见汪家大宅正合己用，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其作为逆产标封占住。汪兆镛的四姨太被张驱逐出屋，心中不服，到处找人帮忙。一天，四姨太在茶楼遇着李韶清（黄节女婿），恳其设法。当天李与老友罗孝式一齐饮茶，罗对李说：“张启洪每晚必在西关潘寿樨家里抽鸦片，托潘说情，或可搞掂。”潘寿樨是西关绅士，绰号“盲老虎”,他专门“撑官渡”,即包揽词讼，家拥巨资。后来潘寿樨找到张启洪，张碍于情面，允许退让，但提出条件，要四姨太亲自具结讲明该屋是先夫遗予本人养口，与诸子无涉，又指定要李韶清等人签名作证，手续既妥，总算把案撤销，认其并非逆产。但张启洪一直借口需找合适房子才迁出，一年多仍赖着不走。1947年9月，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汪兆镛次子汪宗洙被任命为省府顾问，汪氏有了地位，请省府秘书长邹琳出面，张启洪才勉强交还房子，临走时张叫人将屋内电灯水喉全部拆去，无赖至此，实属少见。
除了汪兆镛的住宅，原来豪贤路的汪氏大屋也未能逃出人们的视线，1948年2月，有人举报豪贤路184号是汪精卫、汪屺（曾任伪广东省长）等人的共有财产。此宅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曾冒一业主，分别将屋租给陈某、林某居住。两年后有人揭发，工作人员进入该宅，发现屋内有“汪门堂上历代宗亲”之神位及汪氏家族遗下的大量书籍，遂加以封存，并发出公告，若与该户有案权纠纷者，应于一周内提出异议，否则法院查封没收。如果说清末豪贤路以汪精卫为荣的话，此时则以其为耻，正所谓成也精卫，败也精卫。
后来
1949年11月，广州解放，不久豪贤路住进了不少南下干部，传说广州首任市长叶剑英也曾在豪贤路住。其中一位住在豪贤路45号（今豪贤路小学对面）姓林的干部，他的三个子女分别叫做林豪、林贤、林路。时至今日，豪贤路上仍有不少旧楼，比较着名的旧建筑大抵有三，自东往南，先是建于清代的广州市内区姓族人的合族祠--区家祠，其大门在芳草街内，祠堂背后的洋楼则在豪贤路。接着是豪贤路48号的洋楼，院外围墙有牌写着：“张光琼将军宅邸，越秀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张光琼（1902-1975），海南文昌人。曾就读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陆军大学，官至中将军长。1949年7月，张光琼赴香港，次年在香港宣布起义，后移居巴西。该楼1947年兴建，设计者为建筑大师林克明。再就是门牌为86号的一栋颇有特色的洋楼，据街坊说，该楼原为国民党某高官住所，后被收归国有，曾为芳草街的办事处。1998年后该楼交由巡警中队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