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晋官难当”之说，真叫个乱花渐欲迷人眼。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其实，当官之难与不难与地域社会并无直接关联，官员个人的素质和品行倒是其难与不难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所谓的“人事”.晚清重臣张之洞治晋仅两年三个月，却能勤于政务，除旧布新，做出一番事业来，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张之洞原籍直隶南皮，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张瑛历任贵州知府、道员。1837年张之洞生于贵州，20岁之前随父在贵州居住。16岁应顺天乡试中解元，一时名噪都下。27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仕途一路顺畅。与个人仕途顺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之后的中国，却是内忧外患，烽火连天。可谓生于忧患。自同治二年进士及第直到光绪初年的十多年间，张之洞由一名“早掇魏科”的传统士子一变而为京城清流派的一员健将。
清流派的经历及其个人的才识和忠忱，使张之洞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名声，他也由此受到西太后的赏识。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张之洞奉旨补授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
出任山西巡抚是张之洞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他对此信心满满，自信“晋事大有可为”“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然而，张之洞很快发现，“入境以来，沿途体访，民生重困，吏治积疲，贫弱交乘。”此时的山西远非康乾盛世时代富甲一方的山西。由科举而擢据封疆，张之洞怀抱“将此一方整理强固，于国家亦有丝毫补益”的信念，不畏时艰，大刀阔斧，除旧布新，令人钦佩。
张之洞治晋，在除旧方面首先是整肃吏治。此时山西吏治之败坏，张之洞在京即有耳闻，下车伊始，即大力整饬。他批评历任前山西巡抚鲍源深“太儒”,曾国荃“太滥”,葆亨“太昏”,“非大加振作，求几于安静不扰之治不可得也”.他参劾光绪大灾后的护理巡抚葆亨、冀宁道王安定“贻误善后”,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候补直隶州知州陈本 “合谋弊混”;候补知府安颐“究属疏忽”.张之洞片片奏折寄上朝廷，京城清流党遥相呼应，此四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对所属职官未能尽职，或贪污卑鄙操守不修，或无识无能屡招物议者，张之洞也不留情面地一一予以纠劾。统计张之洞在晋两年三个月，纠劾各级官员25人，每年平均超过10人，足见其整饬吏治之决心。
张之洞整饬吏治的另一要务是整改陋规，使职官吏幕甚至门丁亲随亦无贪赃之机。他先将巡抚衙门公费19550两及桌饭银6400两全行裁禁；次将通省“公费”按原定数目分别裁汰；“馈送上司随礼之风”一律严申立禁；至于科场经费、秋审饭费银等，则分别另定办法，从藩库扣去而不向州县摊派。他曾广而告之部下属僚：“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
与整肃吏治紧密关联的是，张之洞力行整理财政。此时，山西一方面因为丁赋负担过重而财政困窘，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财政混乱。自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山西三十年来从未彻底清查财政，许多巨额款项，如军需报销、善后各款，仅财面差额即达数百万两。张之洞为此专设清源局，明定《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分会计、拨款、报销等八大类，分别清查，并将清查库款和整肃吏治结合起来，明令光绪九年正月初一前后交接的官员，20天内交代清楚，补还欠款；光绪八年以前交接的官员，一月内查清；现任各官交接，限10天内交代完毕。所有亏空，一律由当事人负责。此次清理财政，不仅使山西“数十年尘埃丝芬之巨累一举而廓清之”,而且使山西财政扭亏为盈，甲午战前一直保持着盈余的纪录。此外，清源局所定《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为当时江苏、福建、江西、河南等省督抚院所效法参考，对外省财政清查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之洞除旧方面的另一重拳是禁烟戒毒。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鸦片而起，鸦片以此成为伴随近代中国前行的毒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流毒遍及全国。山西历来烟祸严重。各府州县多种罂粟，士农工商多嗜烟毒。光绪三年大旱，有议论认为“晋患不在灾而在烟”.张之洞认为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省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欲革历年固习，非痛加拔除不可”.他三令五申严令各属禁种罂粟，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惩办不利者，则“摘去顶戴”;对已染烟毒成瘾者，成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苏痼疾。据载，张之洞抚晋期间，批示州县46件涉及禁烟。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甚或 “一律净绝”,山西禁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张之洞治晋在除旧方面大刀阔斧，他在布新方面求变求新大开风气，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山西。随着跨海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自东向西的步步渗入，东部沿海地区首先成为中西交冲的前哨，山西反而在时空交错中成为偏居一方的北陲。近代以来，“闭塞”“贫瘠”这样一类的字眼几乎成为世人议论山西的起点，以致张之洞刚到省城晋阳，就发出了“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的惊叹！
张之洞抚晋两年三个月，时在1882年至1884年。此时，清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同光新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则在东南沿海办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身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既无戡乱平息之事功，亦无从事洋务之经历，但他深知 “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的经世之道，亟亟于山西“仿照兴办，极力讲求”
适逢其会，恰逢其时，张之洞遇到了李提摩太这位山西人的老朋友。早在张之洞抚晋十多年前，李氏即在山东、东北等地传教，由此频繁接触诸多朝廷要员。光绪初年山西大旱，李氏带着赈款和教士来到山西，深得时任巡抚曾国荃赞赏，他曾向曾国荃提出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的山西计划，然而，曾国荃于灾后诸事已焦头烂额，李提摩太的计划只能束之高阁。张之洞不仅热情地召见了李提摩太，而且极力促成其计划的实现。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讲道：他在省城太原组织了每月一次的演讲会，官绅学士踊跃参与，天文地理、声光电话、医药卫生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都搬上了这个演讲会的讲台，甚至李氏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简易实验，与会者对此“泰西新学”惊叹不已。
1884年5月，张之洞发出《延访洋务人才启》，以山西闭塞，非集思广益，延揽人才起题，极力招揽各类洋务人才。凡精通天文、算术、历算、地球、外语、制造、开矿、船舰、法政等等诸才，都在高薪优渥量才委用之列。除了在省城设立桑棉局“为晋民开生财之源”,建立山西第一个近代工厂--山西机器局以外，张之洞又在省城东门内购买民房设立洋务局，专司其职。他曾具体指示：洋务局“试造新式机器，不得吝啬工料”;随时到上海、天津等地购买所有有关洋务的书籍；清源局应到各省随时访求通晓中外事务之人；到上海购买外国新式 “织机农器”,作为洋务局厂的发端；如此等等，足见其急切求实之风。
练兵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张之洞认为当时山西的常规绿营“种种恶习殊难尽述”,非加整顿不足以防务，为此提出编练练军的要求：“不用一无能之将，不养一糜饷之兵。至于训练阵法技艺，当求临阵可收实效，不可沿袭绿营故套。”他曾两次上奏，希望仿照直隶章程“锐意欲办山西练军”,朝廷批准他的计划后，特派一名总兵和一名副将到山西管带操练。又曾派人到上海购买洋枪洋炮，装备山西练军。需要指出的是，张之洞既无曾、左、李等人崛起于军功之经历，又无拥湘淮等私家武装之雄心，唯知以新式洋枪洋炮装备军队，方可强国强兵。山西练兵实为张之洞后来编练新军之发端，其后在两广两湖他便大展身手了。
发展交通也是张之洞洋务布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众山壁立、群峰环绕的山西而言，交通的阻塞不仅影响商业的流通，而且影响着对外的开放，交通的阻塞就是思想观念的闭塞。张之洞深知发展交通，不仅可以“通商惠工”,更能“利民富国”.为此，他在短期的抚晋期间，打开了山西北向、东向的两条通道：一为潞安、泽州两府旧有北出太行孔道。宋代以后此道渐为榛莽所塞，此次循古道痕迹，拓宽路面，削平险阻，便利民商。二是以晋省“独立认办”,打通“四天门”公路通道。此道起自榆次什贴镇，直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崇山峻岭，山河阻险，张之洞却不以为难，亲往韩侯岭等地勘探，全程380里一体贯通。此次打通“四天门”道路，张之洞采用军工与民工相互搭用的办法，省工省费，甚为奏效。此又与一个世纪后阎锡山以兵工修筑同蒲铁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之洞也很注重山西的文教事业。他批评“晋省比年以来，斯文日替，人不以读书为重，读书人遂亦不知自重，士习文风，交承其弊”,进而提出兴义学、修书院、尊学校、振士气等十条措施，欲在振兴山西文教事业。他曾命山西书局将8000两白银汇至天津招商局，托其代运“南省书籍”.又仿照浙江沽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的形式，选定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兴建“令德堂”书院，并聘王轩、杨笃、杨深秀等明贤秀士为教师，舔设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四门功课，让学生广参众览。一时间，令德堂群贤毕至，声望鹊起，为山西日后的发展培养了众多有用之材。
张之洞最初希望能治晋三年，“意中欲办之事，一一办成，已办之事一一见效”,然而，京城一纸上谕飞来：“着来京陛见。”结束了他的抚晋之任。
张之洞治晋仅两年三个月，时间虽然不长，却能除旧布新，立功见效。离晋赴京之际，“致书护抚交代未尽事宜，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行时甚病，途中时用药饵，不能兼程”,斯可谓尽心竭力。宣统初年，《时报》载文尚云：“三晋士民，以为数十年来有之好巡抚，朝廷始骎骎向用，以为可付大事。”果然，张之洞进京即被朝廷命为两广总督，面对他的，将是波涛汹涌之上南天浓重阴沉的战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