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屡屡“不近人情”

　　李叔同一向漠视世俗观念下的人际关系准则，他的“不近人情”,在出家前就屡有表现。留学日本时，有一次他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其家。两人的住所相距甚远，欧阳予倩因电车耽搁，迟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不一会儿，李叔同从二楼打开窗户，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5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罢关窗而去。欧阳予倩也只好掉头回去。这个例子很典型，却并非孤证。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回忆说：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教师的时候，卧室的外面安上个信插，他不在的时候，送来信件就搁在信插里。他早起晚睡有一定时间，很少改变。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了，忽然学校收发员来叩房门，说有电报，他在里面回说：“把它搁在信插里。”到下一天早上，他才开房门取看电报。有人问他：“打电报来总有紧急事情，为什么不当晚就拆看呢？”他说：“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急呢！”

　　以上两例，虽说与出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世俗认可的思维和行为，在李叔同身上，往往是不灵的，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尘世多少埋下了一些伏笔。说他“漠视”,是因为他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出家前两三年，李叔同去日本洗温泉，行前还写信告诫一个学生，处世要圆通，否则不能与世相水乳。

他的“脱俗”有目共睹

　　他的“脱俗”,不仅仅体现在待人接物上。李的友人韩亮侯曾忆及两人相识的经过，听起来也有些戏剧性。韩亮侯当时也在东京留学，一日，去听西洋音乐会，身边坐着个衣衫褴褛的观众，与满堂附庸风雅的阔人们形成鲜明对照，韩一时不免诧异：“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门票又怎么会给他买到的呢？”散场时，彼此打了个招呼，这人便是李叔同。李邀请韩到家里坐坐，韩被好奇心所驱使，就跟着去了。步行片刻，两人来到一所很讲究的洋楼，李住二层，一进门，韩便吃了一惊：满壁皆书，书架上摆着许多富有艺术品位的玩意儿，屋角上还有一架钢琴。韩亮侯越看越糊涂。此时，李叔同退去破衣烂衫，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邀韩外出就餐。从室内布置看，李叔同当时尚无入空门的迹象，但他出家以后直至圆寂时的衣着，几乎就是这副衣衫褴褛的装扮的翻版。

　　李叔同出家前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他此时的生活状况，与“苦行僧”已经相去不远了。

他39岁时剃度出家

　　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有如下记述：阴历新年，马（一浮）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1917年1月30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候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挂佛像了。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时年39岁。此前，他把所有家当分送给友人、同事和学生，将平生所刻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夏■尊回忆说：“我所得的是他历年写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

　　民国时期的一些所谓高僧，如不少名刹的住持，往往视佛门典律于不顾，结交权贵，锦衣玉食，乃至男盗女娼，无所不为。弘一法师则自出家时起，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苦行僧。1936年春，弘一法师到青岛讲律。市长沈鸿烈和名士朱子桥将军慕名请他吃饭，事先曾约定好。未料弘一法师当天爽约，托人带来一张纸条，上写打油诗一首：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沈鸿烈读罢，表情颇有些难堪，大约是认为堂堂大市长，请个穷和尚吃饭，对方居然不给面子，让他下不来台；朱子桥将军看了纸条，则欣喜若狂，说：“今天得到一张极珍贵的墨宝，收获可不小啊！”

　　这就是弘一法师。他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据《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