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随着城市的发展，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日益成为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近代开埠，汉口的城市中心由沿汉江铺展下延至汉江、长江交汇处的滨江街区，“家家列肆汉江滨，南朔东西百货陈”（徐明庭：《民初汉口竹枝词今注》，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人流、商流聚集于此，文化娱乐中心亦随之形成。1919年，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汉口民众乐园（从1919到1949年曾数易其名，先后称为“汉口新市场”“中央人民俱乐部”“汉口特别市民众俱乐部”“兴记新市场”“民众乐园”等）应运而生，成为商民休闲娱乐首选之所，乃至城市的文化地标与代名词。
近代武汉竹枝词记载了民众对汉口民众乐园的丰富想象与感知。“包车歇近市场前，买票争开压岁钱”印证了市民对汉口民众乐园的高度青睐；“青天无色月光微，新市场中火焰飞”描绘了元宵夜园内大放焰火的盛景；“如云士女往来忙，百戏纷陈新市场。千盏电灯天不夜，平台高处月如霜”呈现出民众乐园内百戏杂陈、昼夜繁华的气氛（《武汉竹枝词》第283页、第327页、第295页）。《汉口新闻报》《汉口民国日报》《大汉报》《汉口中西报》《汉口中山日报》等隔三差五甚至连篇累牍地报道汉口民众乐园的新气象和新故事，人们关于民众乐园的各种感想、讨论也不时见诸报端。近代武汉民谣中也保留了诸多与之相关的内容：“玩在新市场，吃进生基巷”,“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左玩右玩，玩不够民众乐园”.广泛密切的社会关注表明，汉口民众乐园已成为武汉市民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占据了城市集体记忆的中心地位。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是参与城市发展、塑造城市生活的重要力量。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是民众交往互动的拓展地。城市居民的传统公共休闲不外乎上茶馆喝茶、聊天、打牌，或聚在街头巷口纳凉、下棋、闲聊。汉口民众乐园集成式、一站式的文娱模式为武汉民众带来了全新的休闲形式，各种新奇的休闲活动激发了市民娱乐的兴趣。人们纷纷进入其间猎奇、观光、看戏、听曲、休闲、交友，进行各种娱乐消费和日常狂欢。汉口民众乐园大大拓展了女性的生活空间。传统社会，女性基本极少涉足公共场所。汉口民众乐园的出现，跨越了根深蒂固的性别障碍与场所隔阂，打破了城市规划中以男性生活方式和习惯为标准的空间结构设计，使女性也可自由出入。去民众乐园游玩是当时女性能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公众生活之一。风靡武汉的竹枝词记录了女性在民众乐园的身影：“妇女咸来新市场，衣衫艳丽斗时装”;“猩红外套金丝结，洋漆凌波小革鞋。新市场前车马驻，冲寒踏雪盼郎来。”（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汉口民众乐园也是城市平民的乐土。它区别于“老圃”等高档消费空间，淡化了贫富差别，奉行大众娱乐，推行平民消费。市民不论贫富贵贱，拿钱买票，掏钱看戏，闲暇时光顾民众乐园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了“新市场前人似蚁，红男绿女笑相逢”的盛况（《武汉竹枝词》第298页）。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养成了市民开放包容的文化品位。汉口民众乐园包罗万象、雅俗共赏、中西杂糅的文化特色，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民众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品位。汉口民众乐园表演项目大多围绕着“食、色、财”等下里巴人的世俗生活而展开。汉戏、文明戏（即话剧）、评戏、杂技等各式演出让人目不暇接。以曲艺为例，就有大鼓、双簧、快书等数十种之多，而大鼓又分为京音、梅花、梨花等十一种。作为地方剧种的汉剧、楚剧，因更加贴近市民日常生活，尤其受顾客欢迎。这里也是呈现高雅、引领时尚之所。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名家让市民真切地感受到国粹经典的魅力；享誉全球的邓肯舞蹈团也受邀在此演出，“观众踊跃异常，楼上楼下，座位悉满，站立者亦踵趾相接，几无隙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8日）；民众乐园还聘请英美飞行家进行放热气球的表演。除以上节目外，电影院的最新电影、动物园的奇禽异兽、陈列所的博物标本，以及弹子房、夜花园、运动场、哈哈镜等琳琅满目的娱乐项目，也让市民大饱眼福。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塑造市民品格。作为一个重要平台，汉口民众乐园为日益增长的市民政治表达、救灾济困等公共利益诉求、公共舆论的发展提供了从设施到公众聚集等多方面的起码条件（傅才武：《中国近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生成--以汉口为中心的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各类组织利用民众乐园召开各种会议，吸引民众关注、参与公众事务。例如，捕蝇委员会曾在此开展为期三天的筹资游艺活动，会场“满布彩灯及关于捕蝇防疫、引人注重卫生之种种标语”（《汉口中山日报》1928年7月12日），警醒市民保护公共环境；市政宣传周亦曾在此开展，“由各局处派职员一人，在询问处答覆市民询问”（《汉口中山日报》1929年3月22日），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建设。这些活动中的体会、参与有利于塑造人们关注时事、热心公共事务的品格，增强了市民社会责任感。
在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空间时常呈现出都市政治脸谱的情态，文娱舞台频繁上演着各种政治演出。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汉口民众乐园不仅成为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和支援北伐战争的阵地，也是国共两党齐心创造和谐政治环境的舞台。国共两党通过对“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的广泛宣传与利用，“建构了一套有利于自身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并由此将其作为发动’北伐‘的内在逻辑之一”（王建伟：《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汉口民众乐园积极响应革命，营造振奋热烈的革命氛围，举行多次大型宣传、组织活动，鼓舞群众进行斗争，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忱，刺激了革命的深入发展，发挥了较好的社会动员功效。整个北伐战争时期，汉口民众乐园脱离了作为文娱空间的本色，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这里既举行各种各样的济弱赈灾义演和政治募捐，又有表彰城市英烈的追悼大会；既有孙中山诞辰、逝世周年纪念及奉安典礼，又有民国成立日纪念大会；既有各种惨案和国耻日的沉痛追忆，又有革命誓师和胜利的隆重纪念；军民同乐、劳工神圣、反帝示威等活动中，汉口民众乐园常常占据着武汉政治舞台的中心。这表明，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
备受市民青睐的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既提供娱乐消费，又惹是生非，是动荡时期社会冲突的聚集之地。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加之本埠失业人口众多，良莠混杂，各种盗匪汇聚从事暴力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民众乐园作为都市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容易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其间鸦片盛行，赌博泛滥，淫秽表演以及偷、抢、杀等社会乱象不时出现。不少小贩、杂役在乐园里谋生活，他们因迫于生计不得不低声下气，时常遭受富贵者的白眼甚至欺辱，更加浓缩地反映了近代城市贫富悬殊、人情冷暖的众生图。园里因争执手巾、茶壶、座位等琐事引发的“闹剧”层出不穷，游人破坏公共秩序的粗鄙言行屡禁不止，也暴露出近代城市发展中人文素质和有序管理等方面的滞后。
总之，近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变迁的风向标，后者是前者展演的内在背景。城市社会的成长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产生培植了土壤，并为其变化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和舆论背景。综合性文娱空间的兴衰则表征着都市现代化、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折射出都市生活的活力以及都市政治生态变迁。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文化娱乐空间还是城市声望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乃至成为城市的又一个符号和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