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驻苏大使蒋廷黻已有明确判断：苏联决不会出兵助我抗日
众所周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均持观望态度，唯苏联因与日本存在明确利害冲突，故曾给予中国相当程度的实质性援助。中国此一时期的外交努力，亦以推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最高目标。1937年8月奉蒋介石之命赴苏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即身负两项秘密任务：1,“促进苏联参战”;2,“最低希望俾苏方源源接济我军用品，如飞机、高射炮、坦克车、汽油等。”①
对苏联而言，有限度地支持中国，使之有力量长期维系中、日战争，远较直接介入战争击败日本，更符合其国家利益。对于此节，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久有洞见。1937年4月，蒋廷黻曾就苏联外交政策动向，向外交部提交过一份重要报告。在报告中，蒋明确指出：
“苏联之外交政策，完全避战政策也。国人切不可有丝毫之误会。”“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动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我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实着边际之话，且苏联本身对日尚力求避战。……更可恶者，彼在我国制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与我政府为难，几至挟我人民以迫我政府。我人民知识幼稚，感情用事……彼所愿者为中国多负责任，盖中日多事，则日苏之间可少事矣。”②
基于上述认知，蒋廷黻一再告诫国府，切不可盲目相信苏联将出兵干预中日战争，更不可怀有此种盲目自信而加速推动中日全面战争，否则，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将落到较战前更悲惨的境地。
蒋廷黻的这种意见，亦为苏联当局所了解。故而，当杨杰率团抵达莫斯科，受到苏方热烈欢迎的同时，亦被苏联当局告诫，此行所议事项，不必告知蒋廷黻。据杨杰日记：
“蒋（廷黻）大使来访，据称：苏联在不参战条件下，愿亟力援助中国。欧洲形势，英法美对苏仍抱畏忌态度云云。蒋昧于大势，苏联方面对彼亦多疑虑，如斯人物折冲外交，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蒋今日拜会，性质似有侦探我此次来苏之内容。予以诚恳之态度，不落边际之语告之。苏联政府方面嘱予不必以所办之事告之，其用意如何，虽难揣测，但对蒋之情绪，完全表示一种不满，可以断言矣。”③
斯大林一再以“苏联出兵”钓蒋介石胃口，以将中国留在战争中
苏联当局此时正竭力向杨杰等人营造一种苏联极可能参加对日作战的假象，以坚定中国政府扩大对日战争的信心。蒋廷黻不受欢迎，自在情理之中；杨杰处处感受到有促动苏联参战的希望，更属正常。
甫抵莫斯科，苏方即“完全应允”了杨杰所提出的军火援助要求；继而与伏罗希洛夫谈话，杨问及“未知（苏联）准备至何时方认为可以参战”,伏氏回答称：“今天要向阁下声明一句话，苏联之准备亦快好了。”同时伏氏又留有余地：“对于参战一节，个人极愿意，惟大计应决于政府。”④稍后再与斯大林谈话，斯氏重点谈到“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并陈述了诸多理由；同时又留下希望的小尾巴：“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与日开战。”⑤--此类言辞，实际上，即蒋廷黻所谓“不负责任”、“不着边际”之语，看似充满希望，实际上苏方并未提供任何承诺。
希望很快就遭到了考验。11月18日，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张冲回国，自兰州致电蒋介石：11日与伏罗希洛夫告别时，伏氏曾表态：“如吾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出兵，决不坐视。”⑥因有此言，11月29日，张冲直接致电斯大林--“敌军已迫近南京，只一百公里，种种情形已达公等十一日晚所谈出兵之条件，万恳从速出兵”.但伏罗希洛夫的回应，却指责“张冲所报告为不确实”,误解了其原意。因蒋介石对张冲的报告深信不疑，故伏氏希望杨杰能够再致电蒋介石，声明“张冲所说不对”.杨杰遂报告蒋：1、苏联此刻“只能尽量以物质力助我”,2、苏联对日参战，“亦非绝对不可能者”.⑦
及至1938年初，国民政府派孙科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再次使用了相似手腕，一方面对孙科再三解释苏联何以暂不能参加对日作战，一方面又表示其远东部队正“在积极演习中，待机可动”.1938年8月，杨杰还曾致电白崇禧，声称：“俄国颇思与日人一战，特虑我国内部不一致，仍有拟与日妥协者，今苟派一特使与俄商一种攻守协定，俄实殷盼之至。”其“苏联出兵”之希望仍未破灭。⑧
及至日军攻占中国东南沿海，国民政府退至武汉，中日全面战争已成定局，战事短期内已无终止之可能，莫斯科营造“苏联很可能会参加对日作战”的积极性，也随之骤减。徐永昌评价杨杰其人，谓“夸大无实，好为自己”⑨，这大约也是其易于坠入斯大林钓术之中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杨杰日记。未刊，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②《蒋廷黻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1937年4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15期。③④杨杰日记，1937年9月10日、11月1日。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研究二题》。⑤⑥⑦《战时外交》（二），P334-336、338-339、469-470.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研究二题》。⑧徐永昌日记，1938年8月17日。⑨徐永昌日记，1942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