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期间，遇到了一代宗师韩慕侠，在向韩大师学武的过程中，师徒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开唯一免费生
1913年2月，15岁的周恩来跟随伯父周贻庚来到天津继续求学，伯父帮他选定并考取了南开学校。
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伯父在天津任职一年后又返回沈阳，还是小职员的工作，收入微薄，并不是每个月都能有钱给家里的。伯父返回沈阳后，周恩来跟随伯母生活，一些必需的生活费用经常无法接济。只能靠伯母编织线袋、车把套、墨盒套之类的日常什物挣些零花钱，尽量保证周恩来安心上学。周恩来自己也设法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给学校刻蜡板、挣点微薄收入补贴膳宿费。
诚拜名师得真缔
1915年冬季，南开学校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研究学校工作时，感到学校在继续推进学生德、智、体皆求发展的同时，要强化体能的训练，开展传统武术的教练，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意识。此时，传来天津武术馆的武功大师韩慕侠，应日本柔道九段高手东乡平三郎的邀请，登上了天津日租界须磨街学校院内日本人设的擂台，无论是比柔术还是剑术，韩慕侠都打败了日本人东乡平三郎的消息。于是他们决定，先请韩慕侠到学校做一次讲座，让学生们掌握一些武术的基础知识；同时，决定再给同学们增设一门柔术课，拟聘韩慕侠为柔术课的客座教师。
韩慕侠听说南开学校要聘他，不由心中一动。他回答张伯苓：“先生，我慕侠是个鲁莽武夫，喜欢直来直去。既然二位先生这样抬举我，我岂能拒绝。再说，你们愿增设国术，我也愿为普及国术尽绵薄之力。你们教育救国，我是以武术救国，咱们都是为了大中华民国嘛。”
韩慕侠来到南开学校任教以后，周恩来就决心跟着韩慕侠学武术。第二天的晚上，周恩来就来到武术馆求见韩慕侠。韩慕侠得知有一名学生来访，他忙起身相迎，只见一位穿蓝粗布长袍潇洒英俊的青年。这位年青人恭恭敬敬地施礼说道：“韩先生，恕我冒昧，晚间来打扰您了。”韩慕侠只觉得这青年面熟，却想不起来了，说道：“不妨，不妨，里面请。”青年自我介绍说：“韩先生，我是南开学校的学生，姓周，叫周恩来，字翔宇，住在三马路元纬路。我听了韩先生讲的课，对先生爱国之志甚为钦佩。韩先生不是说愿习武的就到三马路元纬路吗，原来我们离的很近，我愿晚上来随先生习武。”“好，好。非常欢迎。”韩慕侠急忙回答着。韩慕侠和周恩来又聊了一会儿，韩慕侠目不转地瞅着周恩来说道：“翔宇，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咋就想不起来了！”沉思了一会儿，韩慕侠说道：“我想起来了，头两天你是不是在河北公园演讲啦？”“是的，韩先生，我是学校敬业乐群社演讲部的，我们在河北公园搞了一次募捐演讲。”韩慕侠这才恍然大悟，说道：“那天在河北公园滔滔不绝讲话的原来是你啊，我在那听了半天，讲得真好，怪不得面熟。人才，人才呀。”
从此，周恩来每天晚上都来武术馆学练武功。周恩来除了练武之外，更多时间还是与韩慕侠叙谈。每次练完功，别人都离去，他却独自与韩慕侠闲聊，师徒二人谈论时局，谈论前途，谈论以武治国的道理，两人视为知已，经常聊到深夜。周恩来喜爱武术，勤奋好学博得韩慕侠喜欢。他们既是师徒，又是知已。
一天，大家练完功后，韩慕侠与周恩来等众学生叙谈。韩慕侠忽然提起祖茔无堂名之事，他对周恩来说道：“你的国文好，给起个堂名吧。”周恩来知道师父共拜了形意大师车毅斋、宋约斋、剑仙性天、八卦南派嫡系应文天以及张占魁、李存义等九位老师。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道：“韩先生，您不是拜了九位师父吗，我看这堂名就叫‘韩九师堂’吧。您看中不中？”韩慕侠听后细细品味，不禁连声叫好。于是韩慕侠请来石匠刻了四块“韩九师堂”石碑埋在八里台西南大寺庄西南角茔地的东西南北四个角。
“僧王宝刀”系情义
周恩来在韩慕侠武术馆学武的3年多，一直使用“僧王宝刀”.
韩慕侠作为一名武术家，刀、枪、剑等兵器其实很多。但其中，他最心爱的兵器就是“僧王宝刀。”此刀是大清朝僧格林沁亲王的贴身宝刀。韩慕侠对僧王宝刀十分珍爱，平时轻易不拿出来示人。但对周恩来是例外，有一次还不等周恩来练功，韩慕侠便把周恩来叫到客厅，从柜子里取出宝刀，递与周恩来说道：“翔宇，这是僧格林沁亲王的宝刀。那时，英法联军经常侵犯我国海域，天津的盐商海张五协助亲王在大沽筹办防务，他出钱出物修筑工事，作出很大贡献。英法联军再次来犯时，僧格林沁亲王率领将士利用海张五修筑的工事进行抗击，又乘胜出击，打得英法联军落花流水，清军取得较大的胜利。因此，亲王受到了朝廷的嘉奖，他为了感谢海张五的支持，就把随身的宝刀送给了海张五。后来，在我跟随海张五赴一次鸿门宴时，我用写书法的‘镇纸’当刀又救了海张五一命。他为了感谢我，就把宝刀又转送给了我。这把刀我是轻易不拿出来的，今后你就用这口刀吧。”周恩来很受感动，接过来一看，果然是一口宝刀，寒光闪闪，锋利无比。
志同道合增友谊
1917年春，周恩来到武术馆习武已整整3年了。
毕业前夕，南开学生纷纷选择出路。韩慕侠问周恩来：“翊宇，你毕业后打算干嘛？”周恩来回答：“韩先生，我正想告诉您呢，毕业后我打算去日本留学。”一提起日本，韩慕侠立刻想起那些负笈日本寻求解救中国之道路的有志青年。他接着说：“你去日本也好，你常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好男儿志在四方，应该往外走走。”韩慕侠知道周恩来的经济状况，于是说道：“你放心去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我资助你学费，你好好学习，回来干一翻大事业。”周恩来非常激动地望着师父，他知道韩慕侠是义务授徒，开销又大，还这么支持我去日本留学，一定不能辜负师父的希望。
1917年9月，周恩来怀着救国济世的革命志向和研究新思潮的急切愿望，去日本寻求真理。周恩来到日本不久，就给韩慕侠写信，介绍读书情况。又过了些时候，他照了一帧半身小照，寄给韩慕侠留为纪念。
这时从北京传来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打败欧美46个国家的武师，号称世界第一，现在来到中国的消息。他还要组织什么万国赛武大会，并给中华武术会（即天津武术会）下了请柬。康泰尔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表演和比武，听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武术之乡，到北京以后心里有些发虚。为了保住世界第一的称号，他用重金贿赂中国警察总监，以维持治安为名在北京只搞“演武”不搞“赛武”.韩慕侠知道改演武后，带着师兄弟们提前来到康泰尔住的北京东郊六国饭店，要和康泰尔在饭店进行武技比赛，康泰尔无奈，也为了顾及面子，同韩慕侠在饭店较量起来，结果被韩慕侠打个一败涂地。他把为赛会准备的1块大金牌10块小金牌全部让于韩慕侠。从此，北方大侠韩慕侠的名字不胫而走，传之四方。
一天，韩慕侠和徒弟们正在习武，突然一位青年来到韩慕侠跟前，韩慕侠一看，高兴地高声说道：“这不是翊宇吗，你怎么瘦了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师父，我刚回来，我过来看看您和师兄弟们。我还要祝贺您打败世界第一大力士俄国康泰尔，给中华民族争了光。”周恩来回答着，接着同师父唠起留日的感受。这时，南开学校设立了大学部，周恩来考入了中文班。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天津学生为了把支持北京“五四”运动斗争引向深入，他们决定在天津河北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发动社会各界支持学生的斗争。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刘清扬来到武术馆对韩慕侠说：“老师，明天我们在河北公园召开国民大会，您德高望重，请您参加大会，支持我们！”韩慕侠听后高兴地说：“学生们了不起干大事了，咱这武术馆的第子不少是南开的和女师的，支持你们义不容辞，明天我一定带弟子们去开会助威！”第二天一早，韩慕侠率弟子来到公园，公园大门悬挂着巨幅横额，上书“国民大会”四字。进了公园，中心亭子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下联是：“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看了这副对联，使人热血沸腾，斗志倍增。下午1时，公园聚集了几万人，国民大会顺利召开。韩慕侠通过参加学生的爱国斗争活动，也深受教育，并对学生的爱国精神深表钦佩。
随着斗争的深入，周恩来、马骏和刘清扬等学生领袖认识到，要发动群众，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必须有舆论工具，需要办报纸。他们为了筹款办报，经商量决定再一次在河北公园搞义演募捐。韩慕侠知道后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们学生编剧搞义演，我可以协助，带弟子练武搞义演。”当周恩来、刘清扬感谢韩慕侠对他们的支持时，韩慕侠却诚恳地说：“教武术，我是老师；做人，你们是我的老师，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你们干的是真正的大事业，我作为一界武夫，尽绵薄之力，责无旁贷。”韩慕侠还请了几位武师参加义演。经过3天的演武和演出募捐，果然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于7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出刊了。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不断发生日本浪人与奸商勾结，殴打爱国学生的事件。当局不但不制止，反而逮捕爱国学生。反动当局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津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天津所有学校学生到南开广场集合，然后进行游行示威。由周恩来任总指挥，到省公署请愿。韩慕侠派出所有弟子随学生游行，以保护学生。学生游行队伍潮水般地向省公署涌去。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省公署才不得不出来一位官员讲话，并要游行学生派代表会谈。当时学生们一致推选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于方舟）等4人为代表，但是4位代表进去后再也没有出来。同学们知道受骗上当，义愤填膺，砸了省公署的大门。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对爱国学生实行野蛮地镇压。
韩慕侠听到周恩来等学生被扣后，前往省公署，面见省长曹锐，要求当局尽快释放被捕的学生。曹锐假惺惺地说：“慕侠老师乃闻名爱国之士，今亲来公署说情，岂有不考虑之理。只是这些学生烧商店，砸公署大门，并殴伤军警，不仅是闹学潮，而且触犯了刑法，故我暂时不好放人啊。”韩慕侠针锋相对地说：“大人身为一省之长，此事定要慎重才好。学生抵制日货是爱国之举，焚毁商店乃因奸商引日本浪人殴打学生所致。学生到省公署请愿乃宪法允许，你们先抓了不少人不曾释放，这回又扣押谈判代表，岂不让人耻笑。省长大人比我更清楚，如今闹学潮已是大势所趋，愈抓愈厉害，愈抓愈激起民愤、遭各界唾骂，望省长大人三思而后行。”在韩慕侠这番有理有据的讲话面前，省长曹锐无言以对。女师刘清扬则乘车南下，先后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起全国各界联合会声援。半年之后，迫于舆论压力，当局不得不释放了全部学生代表。
1920年7月，周恩来出狱后，决定去欧洲了解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相。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都鼎力推荐他到欧洲留学，又资助了500元路费。韩慕侠通过学生运动也看清了“有清醒之脑筋者，唯今日青年之学生；有纯洁爱国思想者，唯今日学生。”他也支持周恩来去欧洲，并资助路费。
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来到里昂。张申府赴法时，陈独秀曾委派他在欧洲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1年春，他先发展了一同与他赴法的刘清扬入党，接着与刘清扬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1921年3月，赵世炎、陈公培先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同张申府建立联系。于是，成立了中国人在欧洲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又称巴黎党小组）。成员是有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
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建起了一所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国共两党共同提名人选，在欧洲的张申府提的名单中有周恩来的名字。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调周恩来回国，去黄埔军校任教。由于周恩来工作出色，提拔为校政治部主任。而韩慕侠则被聘为黄埔学校首席国术教官。师徒重逢，自是喜出望外，免不得相互切磋武艺，此时韩慕侠武功纯熟，已成为清末民初七大武林高手之一，和精武大侠霍元甲齐名。周恩来再度学艺，受益终身。而韩慕侠对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十分尊敬，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他曾感慨地说：“翔宇年少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