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觉得洛阳一带人工开凿河道的历史就是从隋炀帝凿通济渠开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片土地长期居于华夏文明核心地带，屡屡成为都城，自然也早就有人悉心经营水系。
但这个早，能早到什么程度？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的张如意先生给出的答案有些惊人。
洛阳盆地四周环山，北高南低，盆地内有洛、伊、瀍、涧（谷）四条河。伊、洛河是主要河流，瀍、涧（谷）二水于盆地西部纳入洛水，伊洛河之间夹河地带水资源丰富；伊洛河南北两岸高地水源贫乏，是生产、生活的极大不利因素。水源是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在修城之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改造水系为其服务。
2014年借由古沉船发掘而扩展开的洛阳漕运水系考古勘探，发现横亘汉魏洛阳城与偃师商城一线、位于夏代二里头遗址正北的洛阳沟，兴修时间竟然远推至夏商时期--它是已知洛阳乃至国内最早为都城服务的大型水利工程，在世界上也很可能是最早的。此后至隋唐之间，兴修水利工程和漕渠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汉代，洛阳的漕运“小气候”已经相当发达，能够“东通河济，南引江淮”.
洛阳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被发现的位置很特殊，西距隋唐洛阳城12.6公里，距汉魏洛阳城内城东墙仅400米左右，正处在汉唐漕运旧道上，这为考古人员对整个汉唐漕运水系的梳理提供了契机。这次全面调查，除了洛阳沟的勘探，还摸清了谷水、洛水等河流与漕渠的走向，确定了汉魏时期千金堨（è）、堰洛通漕等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遗址的位置，也是很大的突破。
最早为都城服务的大型水利工程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勘探，洛阳沟西起汉魏洛阳城东墙的建春门，笔直地向东延伸，穿过偃师商城进入洛河，汉魏时期，其可能在偃师商城分岔汇入鸿池陂，约在唐代被淤平。在偃师商城的研究中，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洛阳沟，不过它的作用、性质还存有疑问。
2014年，考古人员在洛河以北首阳山一带，勘探了一段约3公里长的洛阳沟，其在地下三四米深处，沟深十多米、宽七八十米，人工修筑的痕迹明显，南岸还有人工抬高的痕迹。
“南岸上有早于商代的三层人工堆积的花土，总厚1.55米。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往南溢。”张如意说，到了汉代，这条沟被加宽，曾有学者认为它是汉代漕运的主通道，但这次发掘确认沟内的淤土与其他地方漕渠的淤土明显不同，沟内的水很可能时断时续，并且这3公里之间沟底落差就达到了4米，水流势必很急，而漕运河道的河底则几乎是水平的，因此，它的性质应该是应对邙山山洪的排洪沟。
在没有挖掘机，只能靠石铲石斧的夏商年代，修筑这样一条排洪沟工程量是很大的，它的服务对象，也只可能是都城一级。从地图上来看，洛阳沟以南只有夏代二里头遗址位置最相适应，它与这座夏代都城关系密切，很可能是二里头城址的配套排水工程，距今约3500年。这就不仅是已知洛阳最早，也是全国最早的服务于都城的大型水利工程，在世界上也极可能是最早的。
千金堨与堰洛通漕
到了西周，周公营建洛邑修建成周城时，也对当地水系有所考虑，不少学者认为，环绕汉魏洛阳城的部分阳渠正始自于周公主持。成周城就在汉魏洛阳城的北部，考古中已经发现了规模较大的西周城址，历经东周、秦汉，城之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东汉，刘秀定都于此后，出于城市对更多水的需要，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引水改造。汉魏洛阳城南边有洛河，不过当时洛河的位置比今天更偏南，地势也最低，不好引水，所以起初计划是围绕城西的谷水来做。
公元29年，刘秀当上皇帝的第五个年头，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官居河南尹的王梁建议开渠，并得到刘秀同意。王梁的方案是“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也就是引谷水到城西北角，注入环绕城池的阳渠，之后向东接入洛河。这次工程，应当是在周公所营造沟渠的基础上全线开挖。在今天看来，其构想是一举三得，既能供水，又能当护城河、通漕运，但可能是因为谷水水少，渠成而水不流，王梁也因此被弹劾，请求退职后调离。
考古人员在城西的谷水故道进行了调查，确定谷水之上汉魏时期的知名水利工程千金堨就在今天的洛阳一中附近。修千金堨的目的是阻止谷水南入洛河而向北流向汉魏洛阳城，应为东汉所建，其与王梁有无关系尚不确定，它曾历多次重修，得名是在曹魏时期。
王梁之后，公元47年，大司空张纯再一次主持兴修阳渠。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主任赵晓军说，张纯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城南洛水上修建堤堰，阻止洛水东流而向北流入城南的阳渠（即现在洛河内），这就是著名的“堰洛通漕”;二是对谷水以及城南和城东的阳渠进行了加宽疏通。
2014年，考古人员循着文献中的线索，在如今洛河南堤南侧的佃庄和河头一线东侧找到了堰洛通漕遗址，堤堰东西长530米左右，南北宽420米，堰西为引洛渠，堤北为排洪渠，洛河水大时可以往东泄洪。这一工程建成后，洛河故道因为缺水后来断流，洛河与阳渠也合而为一。
“东通河济，南引江淮”
张纯的兴修很成功，谷水水量变大增加了城市供水，城东和城南的阳渠也由于洛水的加入水势大增，漕运便利，史书记载“百姓得其利”,洛阳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也大大加强。后来阳嘉四年（135年），朝廷在张纯的基础上再次大规模疏通城东阳渠，此时，这里已经可以“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构成了发达的漕运网络。
河是黄河，济是济水，江、河、淮、济是古代四大水，也是《尔雅》中提到的独流入海“四渎”,通达四渎之后，“方贡委输，所由而至”,四方的物资都能够水运至此--这已经相当于大运河的作用了。
赵晓军说，这个时期，洛阳城东建春门附近太仓码头的繁忙景象很能说明盛况，《洛阳地记》中记载：“大城东有太仓，舱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而确认城南、城东阳渠为汉魏漕运主道，也让与堰洛通漕遗址近在咫尺的东汉刑徒墓地和烧窑区得到了某种解释--那些因为重体力劳动而死亡的大批东汉刑徒，生前很可能就是服务于这一水利工程和与之相关的繁重工作的。
东汉以后，阳渠仍是被重视的。《晋书》记载，都水使者陈协曾主持过阳渠（西晋时已叫九曲渎）的清淤疏通。北魏迁洛之初也很珍视阳渠，曾重修堰洛通漕工程，在郦道元写《水经注》时，阳渠仍能通漕。到了隋朝炀帝以洛阳为都，正是看中了这里便利的漕运基础。
大业元年，炀帝派人凿渠，在隋唐洛阳城西引入洛河和谷水，向东正好接入汉魏洛阳城的城南阳渠，再东出洛口入黄河，这就是大运河通济渠西段，阳渠、通济渠、洛河也自此混为一体。
而从东汉至隋唐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体系的形成，各地的瓷器、茶叶、丝绸、麦米等物资通过快速、便捷的大运河汇集于洛阳，商旅大贾们带着这些物资从洛阳出发，开始了漫长的丝路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