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右二），费慰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学问之美，追寻人生之乐。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代表性。
“太太客厅”得名自冰心
说来蹊跷，“太太客厅”的得名，竟然源于林徽因与冰心的一点过节。
林徽因是一位才貌双全、个性鲜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学欧洲、美国，于文学、建筑学、艺术等皆有精深的造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总会自觉地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是这里的常客，还有来北京访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卿和费慰梅夫妇等外国朋友。每当聚首，林徽因是当然的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在场者皆为之折服。聚会中，他们的话题总是没完，大半天过去了，仍恋恋不舍，只能期盼下一次聚会早日到来。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会就声名鹊起，为学界和文化界所侧目。
冰心对此则有另一种特殊的感受。冰心较林徽因大4岁，两人是福建同乡，祖辈之间就有一定的交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又是清华1923届的同班同学，且住同一宿舍，无话不谈。在美国留学时，他们也常一起旅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冰心和林徽因一样，才华横溢，早早就在文学界显露头角。所不同的是，林徽因基本按照自由文人的路径前行；冰心在经受了五四新潮的洗礼后，则逐步倾向革命，尤对问题文学情有独钟，时不时利用文学书写革命激情。在她看来，聚集在林徽因茶会的这些硕学鸿儒意志颓废，人生空虚，缺少革命激情和民族精神。于是她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们的太太客厅》。1933年10月17日晚写就，从27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其中的一个片段如下：
“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德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地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到你，都如同看到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如此细微逼真、栩栩如生的描写，把太太客厅各色人等的龌龊举动和百无聊赖刻画得淋漓尽致。一批不食人间烟火、自命清高、精神空虚的所谓专家教授，在太太客厅过着一种与冰心这样的激进的文学青年完全不同的异样生活。至于那位自命不凡的太太，是无法逃脱的罪魁祸首，应该无情鞭打。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明眼人一看，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联想到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对于冰心的弦外之音，太太客厅的精英们更是明镜儿似的。哲学家金岳霖就曾一针见血地言道：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说白了，就是冰心对太太客厅那批人的讥讽和调侃，其深层意思是在鞭笞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却毫无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林徽因读到冰心的这篇小说时，正和梁思成等人在山西大同等地考察古建筑和历史文物，她究竟反应如何，至今还没见到文字记述。不过，她回到北京后，派人给冰心送了一坛子山西陈年老醋。其心中的不满和激愤，于此皆明，而且手段巧妙：既显示了她的豁然大度，也让冰心酸味尽尝，颇难还手。
毫无疑问，冰心的这篇小说政治性多于个人恩怨。诚然，冰、林之间确有过节，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之根本在于，五四之后，冰心一类的革命文学青年崇尚激进主义，而林徽因、胡适、徐志摩等则追推崇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这种政治上的分野，才是这篇小说出炉的真正原因。不过，小说的政治影响似乎不大，反而倒使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闻名遐迩，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渴望自由的文人们所向往的伊甸园。种豆反而得瓜，冰心的小说意外地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做了一个大广告，愈益名声远扬。
“太太客厅”谈笑有鸿儒
“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崇尚清谈，仅是闲聊，无目的、无功利、无利害冲突，更无个人欲求。
1933年秋天，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萧乾写了一篇散文《蚕》，在《大公报·副刊》编辑沈从文的帮助下刊出了，意外地得到林徽因的赏识。为激励后进，广交朋友，林徽因特意邀请这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萧乾闻讯后，激动异常。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赶往林家出席茶会的情景。
这次茶会，对于萧乾的成长具有里程碑意义。由此，萧乾亲眼目睹了这些硕学鸿儒，领略了他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增加了自信，并渐渐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一批学界大腕儿结成了良师益友。萧乾毕业后，惊喜地被《大公报》聘用，他和“太太客厅”的联系也更为密切。林徽因等人的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大大启发了他的编辑意图和编稿方向，同时还比较容易地约到许多名家的稿件，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在报界和文学界名气大增。而且，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大家变成了知心好友，堪称忘年交。
除了凝聚学界朋友、奖掖后进，“太太客厅”还结交海外名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美国专家费正清夫妇，就是客厅的座上宾。1932年，酷爱中国文化的费正清和费慰梅特意造访中国，在北京举行婚礼。婚后，他们骑自行车遍游北京，突然在北总布胡同附近的一个小巷里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林徽因夫妇，一见如故，且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于是，费正清夫妇很快便成了太太客厅的常客，并通过梁思成夫妇结识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等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此外，费慰梅还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独自来找林徽因喝茶聊天。
应该说，“太太客厅”给费正清夫妇的享受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术、历史、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而且很多东西在书本上是根本找不到的。费正清夫妇还和梁思成夫妇结伴往山西调查古建筑，实地考察那里的山山水水、市镇乡村、风土人情，深刻领略中国基层的社会生活和族群风貌，切身体验中国的乡村文化，这为费正清夫妇后来在研究中国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根基。费正清夫妇返美后，非常感激，一直与林徽因夫妇保持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夫妇流落云南、重庆等地，颠沛流离。费正清夫妇闻讯后，经常汇款予以接济。由于生活实在困苦不堪，更由于他们心心相印的真挚友谊，一向高傲、从不接受馈赠的林徽因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捐赠。
费正清夫妇还帮助梁思成在美国出版他的名著《中国建筑史》，推荐他的论文在美国顶级刊物上发表，甚至为他们查找外文资料，邀请林徽因夫妇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帮助他们与海外建筑学界建立广泛的联系等。这种诚挚的友谊，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
“太太客厅”的爱情故事
至于“太太客厅”所演绎的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更动人心弦。金岳霖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国、英国和德国，1925年归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人也帅，高个儿、清瘦，眉宇间凝聚着哲人的智慧和气质。一位美丽的英国小姐深爱着他，飞往北京与他同居。但是，当他在“太太客厅”遇到林徽因后，一下子为她的学识、口才、美貌以及华丽与质朴兼容的贵族气质所吸引，爱情之火迅猛燃烧。他婉言拒绝了那位英国小姐，毅然决然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后院，依“林”而居。
金岳霖还曾经讲过：“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从迁居北总布胡同开始，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有梁家的地方，就会有老金的身影。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迁居昆明郊区一所小院，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金便如影随形地在院子的一旁添盖了一间住所，几乎和在北总布胡同居住时的格局一样。为来往方便，老金的住房与林徽因的起居室开门相连，进出梁家，足不出户。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只要和梁家毗邻而居，老金就快乐无比，优哉游哉！平日里除了上课，金岳霖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个新家，著述、养鸡、聊天，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林徽因和梁家。
其实，林徽因也深爱着金岳霖，她曾毫不隐讳地向梁思成作过真情表白。梁思成回忆说：
“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
梁思成的话真实地道出了林徽因和金岳霖刻骨铭心的爱，而且他们的爱绵延持久，终生不渝。1955年4月1日，红颜薄命的林徽因与世长辞。惊闻噩耗，老金悲痛欲绝。悲痛之余，撰献了一幅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挽联借用林徽因30年代的一首诗歌改写而成，既准确概述了林徽因充满诗意的奇女子的才情，也暗含了他们的爱如春天般美丽，史无前例。
数年后的一个6月10日，老金郑重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大家十分茫然，搞不清楚老金为何请客。等朋友们到齐后，老金站起身来，非常庄重地向大家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在场者无不为老金的一片痴情所感动。
老金去世的前一年（1983），《林徽因文集》的编者去拜访他，请求老金为《林徽因文集》写篇东西，老金沉默良久，一字一顿、断断续续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稍停片刻，又庄重地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寥寥数语，道出了与林徽因的心灵默契和无限思念。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