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一道耀眼的闪光照亮了中国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终结了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提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会自然想到邓稼先这个名字。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誉为“两弹元勋”.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也是邓稼先诞辰90周年。值此之际，本报采访了邓稼先的妻侄子、全国政协委员许进，他为我们讲述了邓稼先的三点“成功秘诀”.

少年立志科学救国

　　邓稼先是我的姑父，我一直叫他“姑爹”.多少年来，祖父许德珩曾说，姑爹邓稼先之所以走上科学救国之路，和他父亲邓以蛰先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邓以蛰先生是我国著名美学家、美术史家、教育家，是一位国学深厚，学贯中西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我的祖父许德珩在北京大学任教，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生则在清华大学和北大两个学校教授哲学，两个人在很多观点上非常一致，因此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祖父曾回忆说，祖母劳君展第一次到邓以蛰先生家做客时，那时的邓稼先还是个“顽皮的孩子”,见到祖父祖母，他就一边双手抓着门框用身体荡秋千，一边向屋里的父母喊：“来客人了。”此后，祖父和祖母当面称呼他“稼先”,两人私下谈话时亲切地称他为“邓孩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北平被日军占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迁到长沙，组建新的大学。邓以蛰先生却因为患肺病，无法承受旅途的颠簸，只好暂居北平。在北平期间，邓以蛰先生只能靠着微薄的积蓄为生，生活十分清苦，但先生教育家人：宁愿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菜补助生活，也绝不为日伪做事。当时姑爹邓稼先正在读中学，受父亲的影响，萌发出参加抗日的念头。有一次，日军攻陷了我国的一个大城市，强迫学生们手举日本旗上街一起“庆贺”.邓稼先竟然当众把日本旗扯碎，扔在地上践踏，并高呼“我只有仇恨”.幸而有老师、同学们的掩护，才没有被巡视的汉奸发现。

　　此后，姑爹迅速做出了去南方的决定。邓以蛰先生表示支持儿子的决定，并叮嘱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姑爹欣然听从了父亲的教诲，立下科学救国的宏伟志向。他和大姐邓仲先一起经由天津、香港，出国至越南，再由越南辗转到重庆，继续学习，不久进入西南联大深造，刻苦钻研“理科”,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

　　多少年来，姑爹的团队因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科学史上的奇迹，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不可思议”.其实，姑爹凝聚团队并没用什么方法和手段，他依靠的只是无私地为国家着想的精神和对团队每一个成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姑爹在从事核工业研究后，其领导的理论组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团队的很多青年人饿得有些受不了，姑爹就带头每天忍着饥饿坚持工作，给大家树立起好的榜样。1960年春节，姑爹的团队一起包饺子过年，理论组有几十人，但只弄到一斤白菜、一斤肉和一斤面。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南方来的同志绝对不可上阵包饺子，因为他们不太熟悉饺子的包法，一旦饺子包不好，到锅里散了，就会把宝贵的菜和肉的滋味全部煮掉。一时传为笑谈。

　　据与姑爹一起工作的孙清河回忆，有一次进行模型计算时，姑爹睡不着觉，他凌晨三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觉的孙清河叫起来询问。等大家把问题搞清楚了，天已大亮。邓稼先问孙清河等同事，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孙清河回答说：饭还吃不饱呢，哪有粮票吃夜宵呀。这时，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当时一个人每月只发28斤粮票）。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和姑爹一起工作的老战友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姑爹之所以能够带领团队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是他从来都是牺牲自己，一心一意地为国家着想，为每一个同志着想，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因此大家才会齐心协力，共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科学史上的奇迹。

家庭的鼓励和支持

　　1950年8月，姑爹邓稼先在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国，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等。1953年，姑爹与姑姑许鹿希结婚，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

　　其实，早在姑爹邓稼先去美国留学之前两人就已经认识了。介绍人就是姑爹的大姐邓仲先，当时姑姑许鹿希在北大读书，姑爹邓稼先那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担任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邓仲先女士见我姑姑学习很好，便有意介绍两人认识。1950年姑爹回国后，与姑姑开始了正式交往。三年后，两人走到了一起。婚后的几年，姑爹工作虽然很忙，但还是非常“顾家”的，特别是有了子女后，更是一到周末就抽时间带姑姑和孩子去爬山、游泳。

　　随着对工作的持续忘我投入，姑爹对于家庭和子女的照顾渐少。而姑姑总是在一旁默默地支持着姑爹，承担起照顾家和孩子的重任，绝无半点怨言。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后，表姐决心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上大学。她每天下班后抓紧时间补习没有学过的初中和高中知识。姑爹出差回北京时，每天晚上给表姐辅导数学和物理。但表姐和表哥遇到难题时却更愿意向姑爹的搭档、邻居于敏叔叔求教。他们说：“于叔叔讲题那叫一个清楚，比爸爸强多了。”姑爹听后总是无奈地笑着摇头。

　　1978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姑爹认为表姐和表哥考得不好，便对我祖父表达了一些失望的意思。可祖父听后马上对姑爹说：“你不能批评他们。你的工作那么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少？你不能帮助他们就不能批评他们。”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看到的祖父对姑爹的唯一一次责备。

　　在回到北京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给姑爹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又给他调了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在此居住，直到去世。姑爹家里的家具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唯一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接待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先生时从单位借的。

　　去世之前一年，姑爹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级）。他本有资格搬到部长公寓去住，但是他却没有搬。姑爹去世后，姑姑仍居住在当时的房间里，房间里的陈设至今也未曾改变。记得有记者在采访姑姑时问：如果让邓稼先重新选择，他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姑姑肯定地回答说：他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