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已经故去二十五年了，他的故居也许有一天也会倾颓、消失，但就如院中那依旧枝繁叶茂的古槐一样，有智慧的文字不会逝去，有风骨的节操也不会逝去……
2015年暮春，一个清风轻拂、阳光明媚的好日子，我怀着一颗朝圣般的心，来到位于北京朝阳门北竹竿胡同38号的俞平伯先生故居，花费一个多小时，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对它的参拜、访问和拍摄。
情感上的事往往是说不清楚的。不知为什么，近年来自己慢慢喜欢上了俞平伯，书架上他写的书和写他的书渐渐多了起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大约是2013年买回家的，俞先生的外孙韦柰所著的《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好像更早一些到手。今年春节假期在家整理旧书，竟然发现家中还有二十多年前的一本《俞平伯美文：淡泊人生》，打开一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几篇散文都有自己的圈画和旁批，其中之一文末的标记为“93.11.16夜读，三门峡”,如此看来，这本书至少已经跟了自己二十二年。
俞平伯祖籍浙江德清，其曾祖是清代著名经学家俞樾，父亲俞陛云为光绪年间的探花。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散文家、红学家，其《红楼梦研究》一书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在学界影响很大。1954年，先生因《红楼梦研究》遭受非学术的批判，受不公正待遇达二十多年。
北竹竿胡同的古槐书屋
先生的故居在北竹竿胡同38号，原来的门牌号是老君堂胡同79号。此次往访，住在这条胡同东头东水井胡同三号楼一位八十四岁的李老太太告诉我，这条胡同西头原来有一个太上老君的庙，胡同叫作老君堂胡同，1965年才改叫北竹竿胡同的。俞先生家的这处老宅大约是在其父俞陛云手上修建的，位于胡同南侧，占地一千二百平方米，东西两座三进四合院，共有房屋四十三间。1924年底，俞平伯自杭州来北京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79年搬入南沙沟寓所，前后在此居住达五十五年之久。
这所宅子东院的北房原来是俞先生的书房，房前有一棵需四人合抱的大槐树。大约1920年代，经常借住于此的俞的挚友朱自清先生称其为“古槐书屋”,大概俞先生是欣然同意了，也在书信和文章中如此称呼。
俞平伯对北京是很有感情的，在其名作《陶然亭的雪》中，先生写道：“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当然，先生对自己老君堂的家和家里的古槐感情更深。在《三槐序》中，先生说：“庭中树居其半，荫及门而宜近远之见，本胡同人呼以大山，……”“大树密阴，差堪享受。”“三槐者，高门积善之征也。”
“文革”时期善门遭难
不过，善门也有遭罪的时候。后来，先生在这里倒霉，其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但倒霉是别人强加在他头上的，与老宅无关。
1954年，因为红楼梦研究挨批，似乎没有伤及俞平伯的肉体，但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呼啸而至之时，“破四旧”的大火把他的藏书、资料、文稿几乎焚毁殆尽，厚厚的黑色纸灰飘飞在老君堂寓所的院子里，久久不散，犹如天天落在他家院中大槐树上的乌鸦。作了半辈子贵公子的俞平伯被勒令去打扫厕所、做煤饼子。造反派把纸糊的高帽戴在俞平伯的头上，让他和何其芳敲着锣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游街。但好在俞先生老小孩一个，竟也能泰然处之。
眼下，朝阳门一带的胡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1995年大拆过一次，2002年又大拆一次，终于将其消灭殆尽。俞平伯故居所在的北竹竿胡同以及南竹竿胡同等都是在后一次大拆中消失的。但万幸的是，不知是因为文物部门终于硬气了一回，还是因为文化界良知之士的呼吁，还是有高层领导打招呼，北竹竿胡同38号这片大四合院竟然奇迹般保留了下来，虽然它的大部分房产已经不再属于俞家。
古槐依然生机勃勃
这天，我是从南竹竿胡同走进去找到俞先生故居的。中午时分，艳阳中天，在东西南北四面高楼当中，一片破旧的老房映入眼帘。不知为什么，我鼻子一酸，忽然想到了“孤岛”、“沦陷”、“四面楚歌”、“形影相吊”这几个词。最先看到的是两个院子的南房，从老宅的东边绕到房前，我眼前一亮，心头大喜：无论如何，老房还在，老房东西两个大门都还在，东院里那棵大名鼎鼎的古槐还在！
最吸引人眼球的显然是这棵古槐。虽然已经四百岁了，但它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如同一把巨伞，又如亭亭的华盖，庇护着东院北部的大半个院落，没有一根枯枝，没有一片败叶，依然生机勃勃！
东院中庭还有一棵瘦瘦高高的合欢，树被院中后来加盖的小房围在当中，枝梢上只长出了大约一半叶子，看样子活得很憋屈，但好在也还活着。这就是俞先生和叶圣陶、顾颉刚等挚友经常说起的马缨花。和那棵枝繁叶茂的古槐一样，它也曾无数次地见过俞平伯先生。
不知为什么，俞先生故居东院的院门上没有门牌号。院门非常普通，门西边的墙上有一块东城区文化委员会2013年1月所挂的文物普查登记牌，只有“北竹竿胡同38号四合院”几个大字。不知为什么，此牌没有像蔡元培故居、梁实秋故居那样标明“俞平伯故居”字样。是俞平伯不够格吗？我在心里嘀咕。
莫非俞老九天有知
西院的院门是漂亮的如意门，门头上的砖雕和戗檐非常精美，在北京胡同民居中可谓上品。但此门也无门牌号，只在西侧的墙上用白粉笔写着“38号旁门”几个并不好看的大字。西院大门坚闭，门上连春联也没有贴，似乎已无人居住了，笔者自然也无法入内一看。倒是东院还住着好几户人家，其中一户一开口便带有明显的河南口音，想必是租房户。北房前那棵著名的古槐被圈在一个后围的小院里，无法接近，我只能远远近近拍了几张照片了事。
此次拍摄还有一件异事可以一说。当日，北京艳阳朗照，晴空万里，但在我到达俞先生老宅的正面时，天突然阴了四五分钟，我赶紧利用这四五分钟难得的散射光拍摄了老宅的全景及西门门脸上的精美砖雕。搞摄影的人都知道，大太阳下面，逆光拍摄建筑是很不理想的，拍摄像俞宅西门门脸上的砖雕及戗檐等，效果就更差了。谢天谢地，老天还是给了四五分钟让我紧赶着拍完了逆光中难拍的镜头，之后大太阳重新君临天下。拍完这一组镜头，我心里说：莫非是俞平伯老先生九天有知，看自己的一个粉丝大老远跑来看他的老宅，就格外开恩给予关照吗？真是一桩异事！
才识渊博的书呆子
俞平伯先生是个书呆子。1958年10月2日，俞平伯亲自组织的“北京昆曲研习社”费了很大精力，将社员们改编、排演的昆曲《牡丹亭》搬上了北京的戏曲舞台，试演时，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演出结束，总理上台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却找不到头号功臣俞平伯。原来，俞先生上台取了自家的三弦径自下去了。总理闻知，哈哈大笑说：“俞平老真是个书呆子。”
1959年10月，《牡丹亭》在长安大戏院正式演出两场，北京昆曲研习社成为当年唯一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成为中国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演出结束，文化部一高官去看望俞平伯，俞氏只抽烟，不说话。高官问：“身体好吗？”俞答：“嗯。”之后再也无话。高官坐不下去了，说：“我们走了！”俞应：“嗯。”既不客套，也不送客。中国社科院（当时称“学部”）原工作人员胡天培还说过俞平伯的一件趣事。1975年夏，俞平伯所在的学部文研所组织工作人员在农场劳动之余到京南团河行宫参观，年已七十五岁的俞先生兴致不高，一直落在后面。后来走到一通石碑前，有人介绍说这是乾隆皇帝的“罪己碑”,是根据乾隆帝因修建团河行宫耗费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的碑。俞平伯闻听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细细将碑文看过一遍，回过头说：“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众人无不肃然。胡天培感慨说，在当时，怕只有俞平伯这样才识渊博的长者，才能机智、委婉而又入木三分地说出这样的话吧。
这样的书呆子真是太可爱、太可敬了！
俞平伯先生已经故去二十五年了，他的故居也许有一天也会倾颓、消失，但就如院中那依旧枝繁叶茂的古槐一样，有智慧的文字不会逝去，有风骨的节操也不会逝去。读者一代代老去，也在一代代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