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的悲剧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移，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同学们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的时候，“四人帮”的魔爪悄悄地伸向他和他的家庭。
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被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邓朴方被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关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最后，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邓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
父亲特别的爱
1969年，林彪发布了着名的“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后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当时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父母的慈爱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扬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读书学习，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十几年后，邓朴方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