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上海的四天里，冰心说，“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
冰心怎样回家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在北京教书的冰心正忙着打电话订票，准备回家过年。
冰心干吗这么急着回去呢？原因有三：
第一，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需要回家探望病母。
第二，当时正是废除旧历、推行国历、要把除夕和春节这些传统节日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国民政府提倡大家在公历的元旦过新年，到了农历的大年初一反而要照常上班，所以冰心只能赶在元旦以前回家，等到春节就没有假期了。
第三，那时候交通落后，回一趟老家要花很长时间，无论过农历的新年还是公历的新年，都得提前好多天出发，才有可能及时跟家人团聚。
那时的交通究竟有多落后呢？咱们看看冰心的回家历程就知道了。
12月14日那天一大早，冰心就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
为什么去上海呢？因为冰心的父亲谢葆璋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卸任以后，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所小洋楼，做起了“沪上寓公”,所以冰心每次回娘家都得去上海，而不是回她的祖籍福建。
为什么不订机票或者火车票，而要订船票呢？不订机票是因为中国航空起步太晚，在1929年还没有出现航空公司，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票；不订火车票则是因为战争，早年的战争切断了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线。
既没有飞机，也不通火车，那冰心能不能像现在的小白领一样直接开着车上路？这就更加不可能了。冰心没有汽车，就算有，她也开不到上海去--路况太差，加油的地方太少，还没过黄河就得抛锚。
在当时的环境下，冰心从北京回上海，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式是走海路：先乘坐“平津列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轮船去浦东，继而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去上海法租界，最后雇人力车回家。这也是冰心的计划。
冰心先通过北京的旅行社订船票，旅行社的人告诉她，年假（指元旦假期）快到了，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这几年船只非常拥挤，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有舱位。冰心斩钉截铁地说：“那就订19号的，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她订好了船票。
轮船在12月19日出发，所以冰心必须在12月18日赶到天津。她去车站买18号的车票，发现火车站很拥挤，二等列车和三等列车的票早卖完了，于是她花高价买了一张“平津特快”.
12月18日下午4:50,冰心登上火车，当天晚上7:00抵达天津。从天津车站出来，冰心乘坐公共汽车去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候第二天的轮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上了船，进了自己的舱位。她买的是“官舱”,相当于飞机上的公务舱或者火车上的卧铺包厢。“官舱”是收入较高的乘客才会乘坐的，低收入群体一般都是买“统舱票”,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但是冰心发现那官舱也很拥挤：一个七八平米的小舱，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独自一人外，其他乘客都带着孩子，箱子、篓子堆满一地，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冰心在自己的铺位上蜷曲着休息（空间太小，没法把腿伸直了睡觉），孩子的哭骂声、茶房的吵闹声、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油味和脚臭扑面而来。到了夜里10:00,那艘船才缓缓开动，直到12月22日晚上6:00,才抵达终点站：上海浦东。也就是说，冰心在船上整整待了三天。
如果加上冰心坐火车去天津的时间，以及在天津等船的时间，那么她在路上总共花了四天时间。而且这四天是在拥挤和嘈杂中度过的，用冰心自己的话说，“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为什么不饮不食？没胃口！
如果不是战争切断了京沪之间的交通线，如果冰心能坐火车回上海，是不是很快就能到家呢？也不是。早在1924年，周作人的同事、在北大教书的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看望女儿，坐的是二等快车，上午9:00出发，第二天晚上8:00抵达苏州，然后还得换乘沪宁列车，又花了将近一天才到上海。可见坐火车并不比坐轮船快多少。
从北京去一趟上海，走海路得花四天时间，走陆路得花三天时间，您可以想见民国时的交通有多么落后。
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四次，从北京到绍兴花了一个星期！
鲁迅的漫长返乡路
但这还不是最落后的，毕竟上海和北京都是大都市，都是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如果回小城市过年，旅程会更加艰辛。比如说鲁迅吧，当年他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在北京买下第一所房子以后，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他的行程是这样的：
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下午抵达天津。
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以后抵达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
在南京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馆，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
一天以后，轮船开行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
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
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以前看《鲁迅日记》，发现鲁迅自从1912年去北京工作以后，一直到1926年辞掉铁饭碗，当中只回过两次绍兴，很奇怪他为什么回去得如此稀少。现在我明白了：一是因为春节时很少放假（1918年以前，鲁迅供职的教育部从不在春节期间放假，后来才象征性地放假两三天），二是因为回一趟家太累，太耗时。鲁迅从轮船上下来，为什么最后一段路程非要坐轿？肯定是一路上的颠簸使他受够了洋罪，想坐坐轿子犒劳自己一下。
郁达夫从不回家过年，因为旅途艰辛、路费太贵。曾有一年，他从北京回富阳，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只能步行出城。
那些不回家过年的文人
更多的名人则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教书的沈从文夫妇从不回老家过年，既不回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也不回张兆和的老家青岛。为什么不回去？沈从文给大哥写信的时候说：“苦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只怕路上用钱多，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回不来可不好！”（《沈从文全集》卷18）
再往前追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定居的郁达夫也从不回家过年，原因无他，也是因为旅途艰辛和路费太贵。曾经有一年夏天，郁达夫一咬牙，从北京回了富阳老家，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不得不步行出城。”（郁达夫《还乡后记》）还有一回是想去上海会见留日的同学郭沫若，筹划了半天，终于没有成行，因为他“在最近的时期中弄不到车钱”（1923年3月7日郁达夫写给郭沫若的信，收入《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还有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四川文学家吴虞，他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回去一趟太难--得先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雇船到嘉定，再从嘉定步行回成都。1922年夏天，吴虞回过一趟老家，6月8日从北京出发，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这25天连船费带车费再加上饭钱和住旅馆的费用，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详见《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两百块大洋是多少钱？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三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