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伪满洲国地区采取“各线派遣、单线领导”的情报工作方针，几年间，中共北方分局（后改称晋察冀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社会部、中共冀东区委、中共北方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中共胶东区委、八路军前方总部等部门分别派干部潜入东北，建立情报组织，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斗争跌宕起伏、动人心魄，至今鲜为人知。这里仅介绍一些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地区情报组的历史故事。
情报组成员富二代多
日军占领东北后，引起广大留日中国学生强烈不满。1935年秋，张为先、丁宜、陈卓毅三位东北名门望族子弟在日本发起创建“东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这三个人背景不同一般。
张为先人称“张八爷”,是辽沈民族工业奠基人张惠霖之子。1932年留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同年12月，加入英国共产党，隶属于“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直接受英共总书记波立特领导。1934年4月，张为先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在各地参观学习。之后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遣，回到东北寻找中共地下组织，但一时无法接上关系。1935年1月，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
陈卓毅1909年生于辽宁辽中县戴家房子村。陈家为奉天（今沈阳）首富，其父陈荫宣（字寿纯）为地方乡绅、辽中县农会会长；二叔陈荫翘（字楚珊）为奉天省参议员、辽西（锦州）省民生厅厅长；三叔陈荫棠（字楚才）为志诚银行董事长、民族工业巨子。1935年，陈卓毅考入日本东京法肆大学，攻读土木建筑专业，后转到日本东应大学学习政治法律。丁宜1908年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与陈卓毅是奉天同泽男中（今沈阳同泽中学）同班同学，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中共地下党员。
“东京反帝大同盟”表面上是读书会形式，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调查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成立后，开展了多样的抗日活动，如秘密编写4期《读书杂抄》、《前进》等进步刊物；到繁华市区和大学校园里散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传单。由于初期行动过于公开，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随之转入地下活动。“东京反帝大同盟”就是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地下情报组织的前身。
“东京反帝大同盟”成员多为富家子弟，他们放弃富贵和安逸，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的勇气和才干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注意，都派员前往日本与他们联络。而此时中共东北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身为共产党员的张为先和丁宜只得从其他渠道寻找党组织。
组建东北情报网
1937年，张为先回到东北后给何松亭去信，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何松亭是辽宁昌图县人，早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勤工俭学。1924年、1925年先后在天津边业银行、边业银行奉天分行工作。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东北官银号选送人员赴英国学习银行业务。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他考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费留学生。1934年回国后，到满洲中央银行奉天支行工作，同年10月赴天津，以边业银行科长、副经理、天津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讲师的身份作掩护，边寻找党组织边开展抗日宣传。不久，何松亭妻子到沈阳约张为先一起去北平。1937年6月，张为先到北平，经何松亭介绍，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南汉宸接上关系，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英国入党和后来到日本的情况。南汉宸表示：他负责将张为先的党籍问题向中央报告，恢复党的关系。同时指示：（1）回东北组建情报网；（2）收集日本在东北的政军经济情报；（3）可能时建立电台；（4）联络办法一是通过何松亭，二是在北平登报，派人联系。1937年7月2日，张为先返回沈阳，以股东代表身份在志诚银行工作，结识了志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巩天民（1925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并立即发信通知东京的丁宜、陈卓毅立即回沈阳，建立东北情报组织。
沈阳志诚银行成秘密据点
1940年，中央社会部同意中共北方分局（后改称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的请示，将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管理的何松亭、谢甫生以及他们联系的平津、东北情报组织、工作关系全部移交北方分局社会部。这样，东北情报组及其骨干成员张为先、丁宜、陈卓毅等开始在北方分局社会部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此后，东北情报组更加严守秘密工作纪律，禁止情报组成员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将收集战略情报作为主要任务。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垄断东北经济，实行“强化整备”措施，将志诚、实业、世合公等银行强令合并，统称志诚银行（大志诚），巩天民为专务董事兼总经理，张为先为副总经理。志诚银行（沈阳和平区中华路118号）成为东北情报组的地下堡垒，他们甚至用银行的武装运钞车转送党的机密材料。
东北情报组许多成员因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又有留日背景，很多人占据伪满洲国政府或军队的重要位置，具有直接获取重要情报的良好条件。如张梦实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丁非（原名张绍维）是张景惠侄子，宪东是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本人任伪满洲军高射炮团团长等等。此外，东北情报组一些成员虽然是伪满州国中层职员，职位不太高，但能接触机密。主要部门有伪国务院总理秘书室、八大部和弘报处、伪官需局、协和会、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图门海关、伪满图书公司、中央银行、兴农金库、奉天省广播电台等。
抗战时期东北情报组获取的主要战略情报有：日本国内及伪满洲国日本人的反战思想与阶级变化；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国在东北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及战略部署；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国对苏联的战略思想及战略部署，在苏联、外蒙古、伪满边境军队集结情报，对苏联的侦察情报；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国对华的战略思想及战略部署；关东军及伪满洲国海陆空军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军官及士兵的思想动态；海军舰种、数量、性能、航线、港口要塞设施，空军机种、性能、机场、基地、飞机生产等，并附详细地图；长春、鞍山地区防空高射炮、重要军工厂分布图及交通要道地图等，供美军空中轰炸使用；日军、伪满洲国军警宪特联防、镇压、防谍的措施，以及侦谍组织、特务机关的情况；日本及伪满洲国财政金融、预决算、货币发行、重要经济和文教政策，对东北农村的掠夺等。
日本投降前夕，东北情报组达120余人，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在敌区最大的一个秘密情报组织，从未遭受破坏，这是十分难得的。
收复东北的先遣部队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情报组的很多同志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打入国民党党、政、军部门，继续潜伏，在搜捕日寇及伪满要犯、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及为东北解放战争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日本投降到苏联红军到达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中间有10天左右的时间，这期间有些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东北情报组成为收复东北的“先遣队”.
沈阳一些原伪满洲军青年军官出于民族义愤和报复心理，在刚刚出狱的国民党地工人员的怂动下，拟偷袭驻沈阳的日军。但是，日军有两个师团且有重武器，而参与起事的伪满洲军只有不到一个师且无重武器。如果开战势必影响沈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情报组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说服、劝阻准备起事的伪满军官，避免了一场得不偿失的流血事件，也挫败了国民党方面利用伪军建立国民党军的企图。
苏军进入东北后，由于中共的军队还没有到达，情报组就将情报提供给苏军，配合行动。如张梦实以请包括他父亲张景惠在内的伪满大臣开会的名义，协助苏军全部抓捕。之后，他还随溥仪、张景惠等人一起去苏联，担任翻译6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国接上组织关系。
中共军队1945年8月底进入沈阳，情报组积极提供诸如日伪军军火库、装备仓库、物资库等情报，协助从银行提取款项，并推荐干部参与接管。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派亲信军统“滨江组”少将组长张勃生到哈尔滨活动，阴谋破坏暗杀。情报组人员打入“滨江组”,分别担任军事科长、情报科长、秘书科文书，全部掌握改组情况。当张勃生携带建组名单、部署资料准备返回重庆时，被一举抓获。
东北情报组这一时期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称赞：“我们情报组织，成为收复东北的先遣部队”.
迎接东北解放
辽沈战役中东北情报组又立下新功。王家善早在1942年冬就秘密成立了“真勇社”,是一名爱国军人。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处石迪、平津情报人员高伯万（顾士文）、高雄飞的策动下，1948年2月25日，他率国民党军第52军暂编第58师8000余人在营口起义，直接促成了营口市第三次解放，在东北解放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1948年辽沈战役中，东北情报组利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站派到哈尔滨的“257”号电台发假情报，让国民党军队相信东北大军要“围攻沈阳”,而我军暗度陈仓。战役中后期，“257”号电台不断发出假情报，使廖耀湘集团顾虑重重，慌不择路，明码发报，被一网打尽，辽沈战役取得胜利。
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地区情报组缘起于“东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其成员多为伪满“官二代”或“富二代”,遵照“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隐蔽战线工作方针，在日本、伪满洲国开展秘密情报工作，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是中共隐蔽战线一个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情报体系，在中共情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巧取五一大“扫荡”情报
陈卓毅回国后，党组织派中共北方局东北军第53军工作委员会的孙志远和陈卓毅秘密接触，形成单线联系。1939年10月7日，伪石门市（今石家庄市）公署成立，开始招募政府官员。孙志远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想到了陈卓毅：留日学生、名门望族子弟，条件太有利了。于是，建议陈卓毅借此机会打入伪石门市公署，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要进入伪石门市公署，那得有门子、有关系。陈卓毅迅速梳理了自己的各种关系，锁定了一个人：日本东应大学同学、现任驻保定市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副官（翻译）彭××。老同学彭副官还真给面子，经他的推荐，陈卓毅以留日学生和富家子弟的身份，被聘为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经组织同意，他的留日同学冯士杰出任石门市社会局卫生科科长。
由于有彭副官的关照，再加上陈卓毅的显赫家世、留日背景，没人敢怀疑他的身份。不久，何松亭由天津来到石门，并以老乡的名义住在陈卓毅家。几天后，陈卓毅发现家周围有日伪特务盯梢。通过老同学彭副官得知盯梢者就是特高课黑田的人，但不清楚原因？为了何松亭的安全，陈卓毅利用石门市代市长的身份，用市警察局伪警送何松亭离开石门返回天津。
何松亭回天津后，立即向许建国、谢甫生汇报。许、谢两位领导认为：陈卓毅已暴露，为了不引起特高课的怀疑，叫他与冯士杰以辅佐三爷陈楚才办实业的名义，向石门市伪政府提出辞呈，立即返回北平。
1942年初，潘汉年情报系统打入日军的内线紧急报告中央社会部一条绝密情报：华北日军准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行动，但日期、规模等不清楚。中社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紧急命令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搞清日军行动计划。
初春的一天，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情报科长谢甫在天津一家煤球厂和陈卓毅秘密见面。许建国部长要求他动用一切情报关系，打探日军行动情报。陈卓毅最后还是把目标锁定在留日老同学、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彭副官的身上。
由于石门市日军特高科科长黑田已经对陈卓毅有所怀疑，他不便以留日同学名义去见彭副官，否则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怎么才能尽快见到彭副官套出情报呢？这成了陈卓毅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机会来了。一次留日同学聚会上，来了个日本艺妓。一名留日同学讲，这名艺妓神通广大，与日军司令部高级军官关系密切，可以随便出入日军司令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卓毅于是与这名艺妓搭讪起来。交谈中，陈卓毅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透露出一大堆的“利好”消息。日本艺妓得知：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士，不但是留日学生，还当过石门市代理市长；叔叔是奉天首富，自己在北平也有大买卖，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日本艺妓很高兴认识陈卓毅，对他毫无介心。
聚会过后，陈卓毅赶紧向谢甫生汇报了自己的打算：通过日本艺妓，进入设在保定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面见彭副官，套出日军行动情报。谢甫生批准了这个计划。
几天之后，陈卓毅在这名艺妓的带领下，顺利进入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来到了彭副官办公室。老同学相见分外兴奋，聊天叙旧。他一点不问司令部的事儿，彭副官也压根儿不说军情大事。时间不短了，临近告别，陈卓毅按照事先的设计，巧妙地说：“咱们同学聚会，你老缺席，大家都有意见了！你什么时候到北平和同学聚会呀？”彭副官面露难色地说：“老同学你不知道，我不是不想去。最近司令部规定谁都不准请假出门，我这儿也是没法子。”
陈卓毅没有继续追问，起身告辞，在靠门口的日文记事板上看到了两个让他不能忘记的字--“五一”.到了走廊里，看四周无人，彭副官才压低声音悄悄地对他说：“你最近可不要到处乱走，就在北平待着吧”.陈卓毅随口答道：“我能去哪儿？就在北平做生意呗！”
凭着情报人员的职业警觉，陈卓毅迅速地将彭副官的暗示与“五一”二字联系在一起。刻不容缓，他连夜赶到天津向谢甫生报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行动大约就在1942年5月1日前后。
果然，1942年5月1日，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情报，根据地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兵工厂得到有效保护，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五一”反扫荡胜利后，中社部决定褒奖陈卓毅情报组，不过这物质奖励的奖品谁也想不到。当时山东地工人员为晋察冀边区后方搞了3船梨，准备走水路经天津转运到边区。但晋察冀边区公安部门不同意，于是这3船梨就近奖励了陈卓毅情报组。没承想陈卓毅到天津港提货时，一验货，发现3船梨都烂了。这事一时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