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讲究门第、世系、关系的社会中，读书人尚且一边饱读圣贤书，一边使劲通过同学、师生的关系结为利益团体，恭亲王的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芜，禾苗没有茁壮生长。因屈原之故，端午本就是个伤怀的日子，而在这个端午的前一天1876年5月27日，恭亲王奕？最亲密的助手文祥告别了人世，享年58岁。老友新逝，43岁的恭亲王赋诗一首，悲歌道：“从今别有盈杯泪，不向湘江哭屈平”.案桌上，雄黄酒正散发着苦涩，而哪一杯雄黄酒，能为大清国辟邪呢？
君子不党
如果说，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是恭亲王，那恭亲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亲王成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经是咸丰皇帝麾下的重要干部。1858年他跻身政治局候补委员（“军机大臣行走”），次年扶正（“军机大臣”），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英法联军来犯，咸丰皇帝逃离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卫戍部队代理司令官（“署步军统领”），“从恭亲王奕议和，出入敌营”,配合恭亲王与英法的外交谈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恭亲王、及恭亲王的岳父桂良等结下深厚情谊。在恭亲王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打倒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时，文祥成为恭亲王的主要谋士。在热河及北京政变方的密信来往中（“热河密札”），文祥是密札的主要读者之一。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及恭亲王组成了“叔嫂共和”体制，恭亲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文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亲王的改革开放在中央的主要执行者，与在地方的主要执行者李鸿章等遥相呼应。
文祥在海内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启超曾认为，19世纪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亲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时代”.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列的“五大领袖”.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说，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聪明的人。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对文祥有着更高的评价：“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
更为难得的是，在几乎无官不贪的大清国，文祥的清廉令中外侧目。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访问大清时（参阅本专栏4月19日《一个特殊的使节》），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访，要见一见这位运筹长城以内、决胜大洋彼岸的世界级政治家。却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说“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贵宾”,而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拜访。“寒舍凋敝”还真非虚词，贵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文祥居然还住在租来的房子，“每月房租仅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丁韪良记载）。
丁韪良坚信：“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吞东京（Tonquin,即越南北部的北圻）……”文祥去世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中，盛赞文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这可说是中央对其的盖棺定论。
吊诡的是，尽管海内外无不将文祥视为恭亲王的亲密助手，却并不认为他们是小团伙，丁韪良甚至质疑：如果文祥还活着，“他究竟会阻止恭亲王下台，还是加速其进程，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说，文祥所效忠的，并非恭亲王本人，而是这个政权、这个国家。
不仅文祥如此，恭亲王团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如此，这些当时中国最有能力、又最了解世界的顶尖干部们，并未如他人那样结成一个“恭党”.在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直到辛亥覆灭的半个多世纪，所谓保守派、清流派等，都是门户清晰、壁垒森严、党同伐异，唯独以恭亲王为开端和代表的改革者，却并不成派。
裙带vs脐带
君子群而不党，如果非得要说有个“恭党”,那其实就是个“干活党”.这样松散的“党”,其工作“战斗力”超强，而应对内部政争则基本采取太极手法。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不同核心的政争中，“群而不党”的恭亲王总是要落败下风。
婚姻是编织政治蛛网的关键，在这方面，恭亲王这只蜘蛛似乎远不如慈禧太后勤快。唯一能被称作恭亲王靠山的，或许就是他的岳父桂良。
16岁那年（1848年），在父皇道光皇帝亲自指婚下，奕？（日后的恭亲王）迎娶桂良之女，作为自己的嫡福晋（即正妻）。此时，63岁的老干部桂良已从云贵总督的任上调回京师快一年了，不仅担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等要职，而且代理镶黄旗蒙古都统，是掌握枪杆子的中央实权派。之前，道光皇帝为其四子、即日后的咸丰皇帝所选的岳家，则是地位、名望及权势远不及桂良的太常寺少卿富泰。时人及后人一般都认为，这是当时道光皇帝属意奕？作为接班人的又一例证。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成亲后的奕？,如何得到了岳父桂良的精心教导。多年后，奕？以27岁的年龄承担起救国重担，且一亮相就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再考虑到清代皇子不得结交大臣的严格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只有岳父桂良才可能是年轻恭亲王的政治教父。
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炮声中，奕？临危受命，负责与英法谈判，桂良与文祥等，都是在他身边保驾护航的重臣，也是大清中央老中青不同年龄干部“传、帮、带”的经典组合。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者，桂良却在这次谈判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气质折服了敌人。英国人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在1858年曾陪同额尔金在天津与桂良会谈，他日后回忆说：“桂良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平静而慈祥，充满智慧，虽然艰难的处境令他眼神黯淡。他的姿态优雅而高贵，是一个十足的绅士。”这些当然对恭亲王产生重大影响，形成日后绵里藏针的外交风范。
辛酉政变中，恭亲王与两宫太后都是不到30岁的青年，而对手则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政治经验十分丰富。桂良、文祥等政坛老手兼高手，正是指点和策划叔嫂同盟对抗“八人帮”的军师。政变后，桂良被提拔为军机大臣，正式迈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却旋即逝世，令恭亲王痛失臂膀。
自此之后，恭亲王便不再有来自血缘或姻亲方面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兄弟，如五哥亲王、七弟醇亲王，各有自己的算盘，无法倚靠（参阅本专栏5月10日《窝囊王爷绵中针》、6月7日《伟大领袖六合彩》）。而贵族之间最为常见的结亲，也没有为恭亲王带来多大的政治资源。他的儿女或者早夭、或者婚姻不幸。
恭亲王长女荣寿公主深得慈禧喜爱，几乎当做亲女一般，亲王之女本只能封为郡主，而她却被破格晋封为品级最高的、相当于亲王的固伦公主。作为大清国“第一女儿”,荣寿公主年少时相当跋扈，有“粉侯”之称。尽管恭亲王与慈禧权争中，荣寿公主曾经受过一些影响，但终其一生，都与慈禧保持了极为融洽的“母女”关系，并且与光绪皇帝相处得十分友好。
恭亲王最为看好的长子载徵，天资聪颖，文武双全，像极了父亲，但却放浪不羁，带着同治皇帝流连于京城各种地下娱乐场所，而且，因担心被官员们碰见，还不敢去高级场所，兄弟俩沾染了一身的风流病症，双双早夭。同治皇帝死在载徵之前，据说还曾想过把皇位传给这位一道眠花宿柳的堂兄弟，在前往出席讨论接班人的中央会议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很是出了一回丑。（参阅本专栏4月5日《谋杀同治帝？》）载徵一死，加上次子载滢早已过继给恭亲王的八弟，恭亲王几乎断后。多亏慈禧太后下令，将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回来，作为载徵的儿子，才算接上了香火。
在那个时代，生育力就是核心竞争力，先有“脐带”关系，才能带来更多的“裙带”关系，恭亲王的核心竞争力如此不济，令其政治影响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其似乎巍峨的权力大厦，无非是个豆腐渣工程。日后的袁世凯，虽然短寿，却在这方面颇下工夫，生育力超强，以“脐带”带动“裙带”,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系网，受益匪浅。
太后太厚
与身后凋零的恭亲王相比，慈禧太后却显露出了更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过插手娘家亲戚的婚姻安排，及一连串复杂的继嗣安排，结成了一个牢固的网络。
首先，她将自己的亲妹子嫁给了咸丰及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成功地将醇亲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布局，同治死后，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慈禧太后力排众议，将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之子过继为咸丰之子，即光绪皇帝，保证了皇座上依然流淌着叶赫那拉的血。
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则适时地提供了最佳的政治作品：三个女儿，这等于是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三次整合政治资源的好机会。
在她亲自做主下，桂祥的长女叶赫那拉·静荣，嫁给了镇国公载泽。载泽是满族亲贵中的人才，眼光远大，思路清晰，日后率团出访欧美考察政治体制，成为大清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旗手之一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参阅雪珥专着《国运1909》，陕西师大出版社）。
桂祥的二女儿叶赫那拉·静芬则成了光绪皇帝的皇后，表兄妹亲上加亲，只是此女实在太过丑陋，光绪皇帝对她敬而远之。这就是日后着名的隆裕太后。
桂祥的三女儿叶赫那拉·静芳，则由慈禧做主，许配给了载漪作为福晋。不久，慈禧就下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这就是日后名震中外的“端郡王”（参阅本专栏6月7日《伟大领袖六合彩》。静芳之子还曾被选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接班人。
光绪死后，慈禧选择了溥仪作为接班人，溥仪的父亲载沣虽由醇亲王的侧福晋所生，却从小由嫡母、慈禧太后的妹妹亲自抚养，而且，载沣的婚事也是慈禧亲自指定的，娶的是荣禄之女，此女与恭亲王女儿荣寿公主一样，也因慈禧养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代“粉侯”.
如此亲上结亲，枝蔓瓜葛，形成了“阀阅世家，连渊贵胄”.大清国晚期半个多世纪，女人当国，牝鸡司晨，虽然不符合体制、也不符合礼制，却并没有遭遇激烈的抵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这种政权实质上是“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太后垂帘作为国家元首，而亲王辅政则真正执掌中枢；二、慈禧太后本身有能力、有魄力，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知道自己权力的适当边界在哪里；三、慈禧太后以“脐带-裙带”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虽谈不上肝胆相照，但绝对是荣辱与共。
在一个讲究门第、世系、关系的社会中，读书人尚且一边饱读圣贤书，一边使劲通过同学、师生的关系结为利益团体，恭亲王的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芜，禾苗没有茁壮生长。他莫非不知，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情，生根、开花……据《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