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对于曾国藩而言，其实是蛮狼狈的一年，当时他任两江总督和协办大学士，又加上一顶钦差大臣的帽子，带兵进驻周家口，督师剿捻。

    捻军是北方农民起义军，大多是骑兵，流动作战，“此剿彼窜”,你在此处围剿，他们却运动到了彼处，让官兵扑空。老曾的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策略全都失败，不得不祭出“沙河百里防线”的招法来对付捻军，但还是被捻军突破，因为这个，老曾的钦差大臣帽子也被摘掉。

    尽管老曾有点狼狈，但过往的成绩摆在那里，因此动摇不了他在读书人当中的威望。人有时候是这样的，前期做得太成功，后期的失败只要不是根本性的，那就只是瑕疵而已。

    这一年，家乡湘乡县修县志，纂修人第一个考虑的当然是老曾。老曾太忙，地方就推举曾公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那时两位公子还在老家念书，什么功名都没有，因此诚惶诚恐，写信向在前线的老爸讨主意。老曾很精明，让儿子在谨慎低调和积极作为之间做了一个平衡--

    一，两个小子学业尚未成，写文章也迟钝，当然担不起纂修县志的大任，因此你们不宜承担这个活。这是做人低调处。

    二，作为当地有名望的人家，当然也不能全部推卸责任，还是要竭力相助。过分的低调导致不参与，会被视为一种冷漠和傲慢。这是做人积极处。

    三，你们要趁着文化盛举，逼一逼自己，写出几篇文章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这是做人实在处。

    接下来，曾国藩感慨：天下事，什么都不做而能成就的极少。要怎样才能做起来呢？动机未必要很纯洁，有时候是为了贪个人成就而努力去做，这样成事的几率占一半。当然，这里的“贪”切不可理解为物质上的贪污、贪腐，中国传统对“贪”的理解，其实是全方位的，对事业、对名望、对成就的过于执着，也理解为“贪”.

    以上是成事的一半，另一半呢？要有所激发和有所逼迫。被击败、被轻视、被羞辱，未必是坏事，反而因此被激发小宇宙，逼出战斗力，往往也能成大事。

    老曾对儿子的教诲有两点值得借鉴：首先要敢于作为，年轻稚嫩不是害怕和退缩的理由，赶鸭子上架也是成才之道；其次，当初做事的动机未必讲究单纯、高尚，很多圣贤和大师级人物，当年很可能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浑小子而已。

    这是老曾的亲身体会，据其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回忆，老曾亲自向赵烈文坦承：在长沙期间，曾处理几个违纪的绿营兵，结果导致绿营兵“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绿营军鼓噪着冲进老曾府邸，差点要了他的命，老曾有没有挨打就不得而知了。老曾自此“发愤募勇万人”,独立单干，终有所成。动机无非就是受了刺激，“其时亦好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