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这是西汉司马迁老夫子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的一段话；“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是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里的一段话。由此可见，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已被深深种下了活跃的商业基因。更有学者考证，海上丝绸之路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富于冒险精神的先民在那时开始扬帆出海，开启广州成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大都会的先声。

    秦汉时期广州已成大都会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公元前100多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直至安息帝国（今伊朗），离古罗马帝国仅一步之遥，由此开通了横贯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初见端倪。据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研究员赵焕庭在《番禺是华南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一文中所述，按古越语，“番禺”（广州古称，读者不可等同于今天的番禺）一词即为古越人所指的“咸村”,有海港、市集之意，而史料中就有公元前400多年，中东巴比伦人到达南海进行贸易的记载，与此同时，古希腊史料中也有中国丝绸经海上输入的记述。根据这些史料，可以推测华南海上丝路或始于春秋末期，富于冒险精神的先民开始扬帆出海，开启了广州成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大都会的先声。

    关于华南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口到底在何处的问题，学界有很多争论，有人说是徐闻，有人说是合浦，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广州是最早的始发港。然而，不管最早的始发港起于何处，广州在秦汉时期已成为繁荣的贸易都会，却是公认的事实。

    《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记载，到了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笔下，广州更是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他们不远千里，从内地运来丝织品、金属工具和其他手工业制，换来珠玑、犀角、象牙，甚至波斯银盒、罗马玻璃等奇珍异品。由于这些奢侈品深受中原贵族的喜爱，生意回报十分丰厚（贵族对这些奢侈品的喜爱，从南越王墓的陪葬品中可见一斑）。班固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牙，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虽说中国史家写书，向来没有版权意识，但班固却未照抄《史记》，可见在东汉时期，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中，已多了“银、铜”等金属制器，这些当时先进文明的象征，也正是从这里与丝绸一起漂洋出海，走向埃及、印度和古罗马。

    魏晋南北朝苏门答腊到广州航程只需50天

    公元411年的一天，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境内一座寺庙内，来自中国的东晋高僧法显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因为他看到了来自故土的一把白绢扇，被人们当珍宝一般供奉于佛像之前，由此勾起了思乡之情，决定回国。

    西去取经时，法显走的是陆路。他从长安出发，经过敦煌，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走过茫茫大沙漠，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天竺，回去时，他决定搭乘商人的海船，先到广州，再返回中原。法显在其所着《佛国记》中透露了这条着名的航线：从印度恒河口出发，至印度洋，驶经马六甲海峡，随后由马六甲海峡进入爪哇海，随后由爪哇海进入南海，最后抵达广州。据中南民族大学赵庆伟教授在《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于港市的繁荣》一文中所述，当时这条航线上，来来往往尽是来自中国、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岛古国，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的船舶。这些船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与汉朝时的船舶相比，它们的速度也大大加快。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徐闻港到达印洋中的苏门答腊群岛，需耗时5个多月，而根据《佛国记》，当时从苏门答腊群岛抵达广州，只需50多天。

    远航无疑充满了危险，在没有指南针的年代，全依赖看星师观测天上的星宿，来确定航向，一旦遇到暴风骤雨，更是险象环生。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追逐财富与梦想的勇气，于是，作为海上丝路起点的广州，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成了热闹喧哗的贸易大港，从《晋书》中的“广州包出大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到《南齐书》的“四方珍怪，莫此为先”,再到《梁书》中的“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一句句话都散发出强烈的商业财富气息。当时，也有不少搭乘商船前来中国传道的高僧，佛学在六朝时期达至极盛，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哲学思想走向。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广州，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

    隋唐时全球最长航线直达波斯湾畔

    公元594年，隋文帝杨坚下令修建南海神庙，这座矗立于古港码头前的宏伟庙宇，自此开始见证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应运而生。如果我们翻一翻世界史，就会发现，亚洲大陆的这一边，是空前盛大而开放的中华帝国，另一边，则是势力强大、注重商业的阿拉伯帝国，两大帝国强大的实力，心态开放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唐人与阿拉伯商人的聚集出现，使全球最长海上航线的开辟成为可能。按《广东海防史》所述，唐代着名地理学家贾耽曾详细描述过这条航线，这一记载如今留存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在贾耽笔下，这条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斯拉港。这条航线全程长达1.4万公里，是当时全球当之无愧的最长航线。

    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唐代宗年间，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来自西亚乃至非洲的大量外商在这里出入，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说法。

    阿拉伯商船沿着这条航线远道而来，中国商船也沿着这条航线扬帆而去。当时的唐船因技术含量高，安全性能好而驰名中外，高者有两三层，并安装深水探测设备。公元十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麦素提曾写下《黄金草地》一书，述说其在两地的旅行见闻。在广州附近，他看到“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日行或七日行的地方入中国海，从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阁婆格诸岛、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 满载着各自的货物逆流而来”,而在阿拉伯，他看到“中国之船直航至阿曼波斯湾畔之西拉甫（伊朗古港）、巴林、俄波拉和巴士拉”.

    宋元明时期关税年收入动辄百万两

    宋朝海上丝路之发达，又胜过唐朝。要知道，当时的西域已为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把持，陆上丝绸之路早就有名无实，海运成为贸易的不二选择。公元971年，宋军刚刚攻克广州，宋太祖立即下令在广州重建市舶司。市舶司的建制始于唐代，类似于现在的关税机构，它为朝廷带来了极其丰厚的收入。按《宋会要辑稿》，公元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动以百万计”,远胜“取之于民”.

    瓷器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瓷器几乎驰名亚非拉。宋代《萍洲可谈》一书留下了当时远洋船舶的记载。海船大多“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 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先进的海航技术使商船如虎添翼，宋瓷的海外市场得到相当大的扩展。据专家研究，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了宋瓷的踪影，深受各国贵族的追捧。比如，埃及河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就曾把40件龙泉青瓷送给大马士革的苏丹诺尔丁，以此表达最珍贵的礼仪。

    发达的海外贸易也大大促进了广州内外港码头的建设。当时，广州海运的外码头有扶胥和屯门两大古港，内码头有光塔和兰湖里，各码头帆影簇簇，一派热闹景象。

    另据学者考证，到了明朝，广州的海外贸易航线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广州--菲律宾--拉丁美洲，广州--欧洲及广州--日本这三条远洋航线。

    明末清初广东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广东新语》里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大赢利”自然带来大大的热闹繁华，濠畔街、高第街一带“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