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玉秀和尚拒绝出卖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团体也不赞同何乐模运走景教碑的计划，更加之官府对其行踪密切关注，这些因素都使得何乐模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从伦敦出发之前设想的第二种方案，仿刻一通一模一样的景教碑运往西方。当然，从何乐模事后在波士顿等地的演讲来看，他似乎一度还有“偷梁换柱”以假景教碑换真景教碑的想法。这种说法在以往中文论著中也有记述，不过，核实而论，要想将原碑搬走，再把新雕凿的仿刻碑竖立起来，这比运走原碑的计划更不可行。因为景教碑体量巨大，重达2吨，搬动、装车就需要三四十人，一搬一换之间，耗费的人力更多，也就更容易被官府发现，所以何乐模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

　　按照获取仿刻碑的计划，何乐模与一位西安石匠签订了仿刻景教碑的“协议”，由该石匠与另外三名工匠仿刻一通同重、同质、同大的石碑，费用为150两银子（约100美元）。考虑到仿刻景教碑的工期较长，自己驻留西安无疑会引起更多猜疑，所以何乐模在签订完租房、刻碑等协议之后，便于6月29日主动离开了西安，以掩人耳目。 

　　1907年6月29日，何乐模与翻译方贤昌、仆役马四等离开西安。他们选择了翻越秦岭，乘船沿丹江、汉江前往汉口的路线。在抵达河南荆紫关时，何乐模派遣方翻译原路返回，直抵富平，与来自西安的石匠一起前往富平采石场选择与景教碑同等材质、同等大小的石料。在从富平采石场运回西安时，故意选择了“南辕北辙”的路线，即先向北走，然后绕了一大圈折回，并且避开了从西安城中经过。石料运抵后，就由方翻译监督工匠开始仿刻景教碑。

　　虽然何乐模临行时一再叮嘱方翻译注意保密，切勿频繁出入西安城，但恰恰是这位方翻译，在何乐模离开西安期间，屡屡从租住的金胜寺前往城中活动，很有可能当时就已经向官府报告了何乐模的各种计划，而有着确凿史料记载的是，他向自己的哥哥、天津的大收藏家、丹青高手方药雨（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觊觎景教碑的消息。方药雨感觉事关重大，旋即告知在清廷学部任职的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当即向学部汇报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这也正是后来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的缘起之一。此事在罗振玉所著《雪堂类稿》《集蓼编》《五十日梦痕录》中均有所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何乐模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对翻译方贤昌多加指责，称其为“无赖、恶棍”，例证就是方贤昌在富平采石场曾经自称是老板，对人颐指气使，以至于富平人和金胜寺住持玉秀和尚都对他极其不满；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方贤昌在了解到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种种计划之后，通过一些渠道向北京进行了汇报，并在后来被何乐模解雇、返回天津后，又向多家中文和英文报纸“揭露”何乐模的行动，从而也使得何乐模“偷梁换柱”的计划彻底无望。如果站在当时国人的立场来看，方翻译也堪称一位默默无闻的“护碑英雄”。

　　何乐模经蓝田、龙驹寨、荆紫关、老河口、襄阳、樊城等地，于7月18日晚抵达汉口。在汉口期间，何乐模一边等待仿刻碑的消息，一边处理个人事务，与包括丹麦驻汉口领事等在内的中外知名人士也多有交往，还曾前往武昌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庆祝光绪皇帝诞辰举办的宴会。

　　“真假”景教碑“各得其所” 

　　何乐模在汉口接到西安传来仿刻碑即将雕凿完工的消息后，于8月17日夜乘坐京汉铁路火车离开汉口，前往郑州。18日下午抵达郑州，随后前往开封，在爱尔兰籍邮政局长的带领下考察了犹太教遗址。何乐模此举是为了对比开封犹太教石碑与西安景教碑的一些特点，从而确证景教碑并非少数西方学者认为的是后人伪造的碑刻。他在郑州接到方翻译从西安发来的电报，称仿刻碑已大致完工。何乐模遂从郑州启程，途经洛阳时还于9月2日在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考察了龙门石窟，拍下了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张正面的卢舍那大佛的全景照片。9月16日再度抵达西安后，何乐模仍居住在德国籍邮政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城内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的宅邸中。

　　9月17日，何乐模在金胜寺见到了雕凿精美细致的仿刻景教碑。他采用原碑照片、拓本与仿刻碑一一对照，并要求刻工进行了补刻工作，使得仿刻碑与原碑在文字、图案乃至碑面凹凸之处都一模一样。何乐模认为既然仿刻碑已经完工，行将起运，也就无法再继续保密了，所以19日索性前往陕西洋务局，邀请该局官员和长安知县等人当天下午前往金胜寺察看仿刻碑。而陕西洋务局官员也在衙门里用红葡萄酒和日本产的啤酒招待了何乐模，这让何乐模备感自豪，称自己是第一个在陕西洋务局中受到官方款待的白人！

　　地方官员们在金胜寺对仿刻碑的精准程度大加赞赏的同时，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名兵勇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人“偷梁换柱”。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碑林。10月2日，48名苦力抬着景教碑运往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附近遇到了运碑的队伍，并拍摄了景教碑被移走之后基座尚在原址的照片，而当时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则在10月4日遇到了运送景教碑基座石赑屃的队伍。

　　何乐模在陕西洋务局官员协调下，请车夫特制了一辆载重大车，谈妥运输价格之后，即于10月3日由车夫先行将仿刻碑从西安运出。10月6日，何乐模也离开西安，出潼关，经郑州前往汉口。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陕西洋务局在此次与何乐模办理交涉过程中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方翻译与何乐模关系恶化，且已于10月1日提前离开西安，所以由曾在上海学习英语、时任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教授英语的王猷负责翻译。著有《长安史迹考》的日本教习足立喜六当时任教于陕西高等学堂，与王猷为同事，很有可能从王猷处听说了某些消息。足立喜六又向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通报了何乐模觊觎景教碑的若干传闻，以至于在他们所著《考史游记》和《中国文明记》中对此事也有记述，但夹杂有道听途说的内容。诸多中文史志载称王猷擅长英语，有赖于他才废除了何乐模购买景教碑的“契约”。实际上，依据何乐模本人所记，王猷英语水平一般，况且何乐模本人也略通汉语，因此王猷发挥的作用有限。既然从前到后实际上就不存在所谓的“买碑契约”，又何来“废除”之举？这是特别需要澄清的史实。

　　“斗智斗勇”的运输过程

　　1907年11月4日，何乐模在郑州遭人袭击，头部受伤，幸而得到当地比利时医生救治，才得以康复。事后他认为这是阻挠他运送仿刻碑的人士所为。11月10日，在得知陕西地方官员将仿刻碑滞留在华阴时，他为了“威慑”陕西官员尽快放行，居然冒充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从郑州向陕西巡抚曹鸿勋发送电报，要求尽快运送仿刻的景教碑。曹鸿勋从电报所发地点为郑州这一点上发觉事出蹊跷，便于11月11日致电清廷外务部报告事情原委。此电报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妨移录于此：  “昨接郑州局驻京俄使好尔姆电云，祈饬洋务局速运景教书并电覆等语。查景教书系唐代所遗，为关中古物，载在志书。前已移置书林，岂能为外人搬运，致秦人别起事端？俄使所请不知何指，或即指丹国人仿刻之新书。闻新书业经丹人自行起运，由洋务局给照出关矣。俄使无端来电直接，且系郑州发来，殊不可解，未便迳复，理合呈请钧部转达，详晰酌答，并祈复示。鸿勋。”

　　曹鸿勋所言“景教书”即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仿刻之新书”则指何乐模的仿刻碑。从曹鸿勋电文可以推测，何乐模虽然假借俄国驻京公使璞科第的名义要求陕西洋务局尽快放行仿刻碑，但落款却为“好尔姆”，即何乐模的音译，并非当时俄国公使璞科第；而且电报是由郑州发到陕西，不是从北京外务部或俄国驻华公使馆发来，这也违反了传统外交惯例，所以曹鸿勋对这则催促放行仿刻碑的电报大感疑惑，也就没有直接贸然回复，而是请外务部向俄国公使转达意见。曹鸿勋在电文中也透漏了陕西洋务局已经发给何乐模相关证件，同意运送仿刻碑。

　　何乐模在郑州没有等到陕西巡抚的回复，便乘京汉铁路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先后拜会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爵士、《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等人，为后续将仿刻碑运出中国多方奔走。11月12日，何乐模向俄国公使璞科第报告此事，请求从中斡旋。 

　　由于俄国驻京公使的介入，此后仿刻碑运送速度得以加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从潼关将仿刻碑、大车和车夫等一起装上一条破旧不堪的平底船，沿黄河直抵河南巩县附近，而后再陆运至郑州。何乐模推测陕西官府的这一做法是希望装运仿刻碑的平底船在这一段极少船只航行的黄河河段遇险沉没，这样一来，仿刻碑也就不会被运走，各级官府也就无需承担责任。令他颇感庆幸的是，12月31日仿刻碑安然运抵郑州。

　　1908年1月2日，何乐模从北京返抵郑州，与仿刻碑会合。3日下午，仿刻碑在郑州被装上火车，运往汉口。4日，何乐模亦乘火车南下汉口。5日下午，装载仿刻碑的货车和何乐模乘坐的客车几乎同时抵达汉口。 

　　仿刻碑运抵汉口后，先暂存于英国怡和洋行仓库，受到汉口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及其下属的严密检查。安格联等人把仿刻碑扣留在怡和洋行仓库长达1个月。何乐模对此大为恼火，第三次前往北京，请求安格联的上司——总税务司赫德下令放行。在赫德爵士的帮助下，汉口海关最终放行仿刻碑。2月20日何乐模遂将仿刻碑装上“龙舞号”从汉口运往上海。此事经《汉口日报》等媒体报道后，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由于汉口海关放行仿刻碑一事，安格联此后还接受了清廷的调查，但这并未影响他后来接替赫德荣升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一职。

　　23日，“龙舞号”抵达上海。由于何乐模在1901~1904年间在上海居住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所以在此停留了五六天会见熟人旧友。其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邀请何乐模就获取仿刻碑的历险过程向该会会员发表演讲，并希望在上海公开展出仿刻碑，但何乐模担心一旦仿刻碑上岸会再生不测，便谢绝了这一建议。《上海时报》采访并刊载了何乐模获取仿刻碑的过程，行文中大加赞扬其“勇敢”行为，这也反映出当时在华部分西方人对何乐模所谓“景教碑历险”追捧和褒奖的态度。

　　仿刻景教碑漂洋过海

　　1908年2月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开始了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后半段。至此，从1907年4月10日抵达天津，至1908年2月29日离开上海，何乐模在中国已驻留了长达11个月的时间。

　　“肯尼贝克号”从上海起程后，途经马尼拉、新加坡，经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于5月23日抵达波士顿，受到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报刊记者在内的不少民众欢迎。6月3日抵达纽约。

　　前已述及，何乐模行程万里前往西安，希冀能获得景教碑原碑，始终怀着“获利”的目的，所以他将最初筹募的启动经费就直接称为“投资”。他希望将仿刻的景教碑运到纽约后，美国的博物馆、大学或富有的收藏家能斥巨资收购这通景教碑，以弥补自己环球航行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但令何乐模始料未及、大失所望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原来曾对何乐模获取景教碑计划表示支持，对收藏景教碑抱有浓厚兴趣的博物馆、机构以及个人，包括教授、神职人员和媒体等都对仿刻碑交口赞誉，但却都不愿意出资购买。虽然何乐模对美国文博机构和富有收藏家无人收购仿刻碑怀有强烈的愤懑之情，但也只能无奈接受无人出资购买的现实，他想通过仿刻景教碑获利的想法至此完全破灭了。按照何乐模在1917年的估算，他前后为获取仿刻碑筹募投入的经费约为21800美元左右，但却无法收回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何乐模只得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同意将仿刻景教碑作为“借展品”陈列在该馆，每周5天免费参观，其余2天也仅收0.25美元门票。尽管起初的协议中规定借展时间仅为6个月，但实际上却从1908年直至1916年，持续了8年之久。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藏品，并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欧美各国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的邀请，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历险”过程的演讲。

　　1916年，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徒乔治·利里夫人出资约7000美元（还不及何乐模为获取仿刻碑投入经费的三分之一）购买了仿刻碑，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10月21日，何乐模乘船从纽约出发，亲自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11月26日抵达罗马，何乐模代表利里夫人将仿刻碑赠送给教皇本笃十五世，教皇向他赠送了个人的肖像照片，并题字赞扬他为获取仿刻碑所作的努力。何乐模在罗马的10周时间里，会见了多位红衣主教、博物馆长、中国和美国驻罗马公使等人，使得他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事迹在欧洲广为传播，影响极大。

　　仿刻让景教碑扬名世界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有关此次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成果和影响，何乐模本人认为有五个方面，分别是：首先，获得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精准的仿刻碑，并于1917年初放入罗马拉特兰博物馆永久展出。

　　其次，从1908年到1916年，何乐模在出售仿刻碑无望的情况下，向希腊、印度、委内瑞拉、丹麦、加拿大、德国等13个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等赠发用有色石膏依照仿刻碑铸造的模造碑。以上所涉13个国家分布在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应该说，何乐模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向博物馆和学术机构分发、赠送模造碑的举动，真正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第三，由于何乐模在西安仿刻景教碑的行动，引起了清廷和陕西地方官府的警觉和重视，风吹雨淋了300余年的景教碑被移入碑林，得到妥善保护。在何乐模看来，长期以来，西方驻华传教士和北京外国公使馆虽然努力多次，但均未能促成景教碑的永久妥善保护，而他深入中国腹地仿刻景教碑的行动才最终推动了原碑移入碑林。

　　第四，何乐模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学、博物馆、学术团体乃至私人聚会上等，就其赴华历险和景教碑的论题发表了50多次图文并茂的演讲，这些活动对景教碑的宣传，远远超出了以往西方传教士和少量学者们所撰论著的影响。他本人也为此获得了无数殊荣，仅在1902~1922年间就获得勋章44次，并成为13个国家下属的29个地理学会、考古学会和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获得者、荣誉会员、通讯会员和终身会员。

　　第五，何乐模不仅接受众多国家报刊记者采访， 经由西方媒体发表其获取仿刻碑的经历，而且还整理自己在华的日记，在诸多国家的科学期刊、通俗杂志、报纸上撰写学术、考古报告，以及普及性文章，并于1923年在纽约、芝加哥、伦敦和爱丁堡四地同时出版了《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销售一空后，1924年即再版印行。何乐模的大量著述与其广泛演讲相互呼应，通过多种途径宣扬了个人的冒险经历和重要成果，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国家学者、民众对景教碑以及西安、陕西和中国的认识。

　　当然，何乐模所提出的这些影响都是从肯定个人成就的角度出发评述的，而纵观当时的中西方舆论，尤其是欧美人士，对他的行动也并非一片赞扬之声。

　　由于此前大量来华的所谓“探险家”、“旅行家”、“学者”等西方人，在北京、洛阳、西安等古物众多之地频频有偷窃、破坏、割取文物古迹的行径，日渐引起国人和在华西人的关注，何乐模此次获取景教碑未成后仿刻景教碑运往纽约一事，经由中西报刊报道，使得当时人尽皆知。在华西人团体为了阻止西方人借助其治外法权等特权在华肆无忌惮地采取卑劣手段低价购买、偷窃文物的行径，于1908年成立了中国文物委员会，作为与西方各国地理学会等组织沟通联络的桥梁，以通报在华盗取文物的所谓“学者”和“探险家”的姓名、身份等，进而达到阻止乃至消弭西方人盗取、破坏中国文物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该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轰动一时的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一事所促成的。

　　西方人对何乐模获取仿刻景教碑实际上一直存在褒贬并存的两种观点。不过，大量的荣誉还是为何乐模在欧美各国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关他的行程报道经常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报端。1916年之后的何乐模依旧活跃于欧美各地。1917~1918年在丹麦、瑞典和挪威居住，此后返回纽约。1919年10月9日在纽约与美国银行票据公司董事长的独生女儿玛格丽特结婚。同年出任古巴红十字会驻美国的特派员和总代表。1923年6月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希尔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一说为文学博士学位），以作为对他中国探险成就的褒奖。1930年3月9日，何乐模因罹患肺炎在纽约的一家旅馆去世，享年49岁。按照他的遗愿，其骨灰被抛撒在大西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