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湾考古包含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三个阶段的工作。发掘始于1978年，由于重要发掘参层出不穷，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探索村落整体面貌需大面积揭露，因此发掘进行了7个年度。虽然田野考古 日晒雨淋，工作十分艰辛，但令人惊喜的考古发现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1984年秋季，因保护大型原始殿堂F901以及整个遗址的需要，发掘暂告结束。1995年，为了搞清仰韶早期聚落的布局以及周围壕沟的走向等问题，又进行了补充发掘，并进一步核实了部分地层关系。前后8年共发掘10个区域、163个探方(大部分为10 X10米)、6个探沟，发掘面积达14752平方米。清理新实器时代房址 240座、灶址98个、柱基2处、灰坑和窖穴352个、墓葬69座、窑址35座以及沟渠12段。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27件、兽骨17000多件以及数十万件残陶片。第二阶段的工作自1985年起陆续展开，主要是陶片的粘对拼和、陶器的修复及资料的核对，工作量巨大而庞杂。由于发掘前期进度过快，基础工作存在一定问题，致使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难度增大。许多专家学者在1986年大地湾考古座谈会上对此提出了批评。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高质量的发掘工作是整理资料编写报告的基础和前提。1990年0月，成立了报告编写小组，在做好整理工作的同时，开始着手第三阶段的工作。
考古报告是所有考古发现公之于众、服务于社会的最终表现形式，是构筑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基石。苏秉琦先生曾说：考古报告是考古学的“十三经”。它不同于一般的科研论文，它是对出土遗物的全面系统的分类、定性和研究。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竭尽全力，力求报告的科学、全面、准确、真实。陶器部分，我们并未停留在一般地公布各类陶器的型式，而是将属于同一型式，但陶质、纹饰、大小不同的均全面公布；对于石器，每件完整器型的资料，包括尺寸、重量、岩性亦做了详尽的说明，以供深入研究，这在现有的报告中是不多见的；对于骨器，我们将711件骨角牙蚌器交由兰州大学丛林玉教授进行比较解剖学鉴定，鉴定结果全文公布，开创了国内考古报告中对骨器所属动物、所属部位研究的先例；我们配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祈国琴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对大地湾兽骨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的综合研究；为了摄取更多的信息，还聘请有关专家对植物、木炭、颜料、玉器进行了多学科的鉴定和考察。不仅如此，我们必须花费相当精力去做一些十分精细繁复的技术性工作。如数以万计的数字统计、编号核对，做好次项工作十分不易，稍有偏差，就将前功尽弃，来不得半点马虎粗心。因此 ，编写报告也是一种磨练人性格意志的工作。
报告初稿完成后，经领导研究决定，于2001年6月交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先生审阅。严先生治学严谨，严格把关，认真仔细的审镐，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并两次提出修改意见。2002年4月，审阅最后通过。严先生的“审稿意见书”认为：“报告全面报道了大地湾考古发掘的资料，如实地反 应所取得的成果。…… 特别是在石器、骨器等方面的研究有不少创新的地方值得鼓励;某些不足之处初次审稿意见后多有改进，因此是一部比较好的考古报告。由于其资料的重要性，这部报告有可能会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史前研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目前，大地湾考古发掘报告几经修改，最终定稿，即将交付出版。至此，倍受学术界关注的大地湾考古，历经24年的艰辛坎坷，在两代数十名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圆满完成。
甘肃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古文化遗存相当丰富的地区，也是历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展较多、有重大发现的地区。近代考古传入中国仅两、三年，甘肃的马家窑同被安特生誉为“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的彩陶,便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狭长广阔的地域、复杂的多样的地形和自然环境，造成甘肃史前文化面貌错综复杂，文化的交融和变迁频繁发生。因此，考古学界始终关注着这一地区的每一项考古发现，并且多年来投入 较多的研究力量，发掘了数十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尤其在马家窖、齐家等文化有研究上成果显著。但是，甘肃东部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仰韶文化仅有零星的发现，距今5000年前的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大地湾的发现和研究彻底改变了甘肃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局面，不仅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上取得了颇为显赫的成果，而且将甘肃古文化历史向前扩展到距今8000年前，同时为西北地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窨和弥足珍贵的资料。以大地湾考古为标志，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从此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鑫报)
